據說蔣介石死後在天國遇見了孫中山,孫先生見了他就問:「我死後中華民國有行憲嗎?」他立刻回答:「行憲了。」

  孫先生於是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
  他理直氣壯的說:「就是我。」

  孫先生聽到後接著又問:「那第二任呢?」
  他不好意思說還是自己,於是他回答道:「于右任(余又任)」

  孫先生聽到後高興的說:「好,書法家當總統,好,那第三任呢?」
  他又答說:「吳三連(吾三連)」

  「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好,那第四任呢?」
  「趙元任(照原任)」

  「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
  「趙麗蓮(照例連)」

  「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那第六任呢?」
  「伍子胥(吾子續)」

  這時孫先生才有些不解的問:「怎麼春秋時代的古人也跑來當總統了呢?」
  究竟為什麼,大概也只有台灣人知道吧!

  在中國古代,「奴才」原本是種罵人鄙賤之詞,可是不知為何到了明代之後,太監對皇上就已自稱奴才了。而入清之後更加離譜,旗籍近臣與武官也稱自己叫奴才了。

  研究過「紅學」的人就知道,一般人還不能僭越自稱奴才。像李煦在曹雪芹祖父曹寅死前,密奏康熙皇帝時一直稱「臣」,曹寅死後,他得了皇帝的認可,參與江寧織造府內的公私事務。

  而自康熙五十六年起,奏摺裡才出現了「奴才」字樣,可見奴才比「臣」或「卑職」是高一級的。

  到了乾隆年間就更不像話了,有人密告前禮部侍郎齊召南放貸圖利,皇上為了查贓厚己,就令浙江巡撫永德查辦,不料永德竟回報「查無實據」,乾隆皇帝因此龍顏大怒,不但傳旨申飭,還下令他以後不准再稱「奴才」。

  後來證明永德查的沒錯,雖然還了他清白,但他依舊只准稱「臣」,再也當不得「奴才」了。可見「奴才哲學」在中國不但源遠流長,還不斷發揚光大,與日俱增。

  再回過來看台灣政局,李登輝之所以敢效法兩位蔣總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又任三連,不也正因為有些「奴性」甚強的奴才在籌安勸進嗎?

  當然,奴才若只是在他們國民黨內也就算了,反正他們一向如此。我對那些號稱是「新」,卻一腦子「舊」渣,竟去支持前朝餘孽競選總統的那群人,向來也一無好感。

  但奇怪的是號稱「民主」與「進步」的黨員,尤其在高雄那些自願充當李登輝打手的這群人,在警察的「中立」保護下(中立者,站在中間,立正不動也),放著當道的鷹犬不打,專挑喪家之犬來揍。

  李登輝自稱反台獨說了一百三十次,到高雄又不下百次,卻從未見這群人有什麼行動。

  哎!搞民主,他們沒風度;搞革命,他們又沒種。稱這些人是李登輝的奴才,只怕還不夠格,只好借用《水滸傳》裡的一句話來形容,這群「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吧!

  原載《九十年代》3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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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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