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每次看武俠小說，最嚮往的就是大俠與人過招前，猶不忘豪氣萬千地說道：「來者留名，本大俠劍下不容無名之鬼。」
另外，常聽到的俗語也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看來人的名字還真重要，否則一個人死後，就算再偉大也沒東西可留。
大家在人生路上熙熙攘攘、奔波勞碌，其實也只不過是希望別讓自己成了「無名小卒」吧！
然而重視名字的傳統，似乎也不是自古就有的。難怪人家說：「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那三代以上之人，應該就不會太計較什麼「好名壞名」了。
所以從殷代的甲骨文看來，能考據出來的帝王名字，無非也只是隨便的以干支定名而已；例如武丁、太甲、盤庚等之流的。雖然這種取名方法倒挺省事的；但後來人們命名時所考慮的什麼高雅、吉祥、乃至避諱等原則，自然也就無法顧及了。
隨便開歷史一看，那些出將入相的不凡人物，他們的名字竟然會粗到「俗又有力」的地步。
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說，司馬相如的小名竟叫犬子；《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裴松之注引《曹阿瞞傳》上說，曹操小字阿瞞；其他像是范曄叫磚兒、桓熙叫石頭等等，這些大人物的小名竟然也不過爾爾。
當然，這其實和現在民間仍然盛行，將小孩名字叫得賤才比較好養的風俗，大概也是一樣的命名方式。
除了名字不免俗氣外，古人取名時對男女之別也不甚講究。
今天我們只要一看到武雄、根旺之類的大名，就知道一定是昂藏七尺的鬚眉男子；而聽到淑貞、麗美之類的芳名，也一定會想像是娉婷可愛的窈窕淑女，但這種聯想在古代則不一定應驗了。
例如《孟子．盡心篇》裡提到，那位空手搏虎的勇士，大名竟然是叫「馮婦」；而《左傳》裡第一位君王魯隱公，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記載，大名竟然是叫「息姑」。
如果只依這兩位仁兄的「芳名」去想像，必然只會以為是女扮男裝，安能辨他（她）是雌雄呢？
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開始對自己的名字重視起來，總希望自己發達後，不因名字而被旁人看「扁」。
尤其到了明清兩代，所有的市井小民，無論是發了財的暴發戶，還是坐擁地利的土財主，全都附庸風雅地改掉小名，搞些雅號或官名，企圖讓人另眼相看。
所以當時坊間流行的小曲就這樣唱著：「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保，磨麵登羅的叫德夫。」深刻諷刺著這些「名不副實」的社會現象。
也就因為社會上流行這種「名」不驚人死不休的取名方式，所以真正有錢有勢的人，自然不希望那些本該叫阿貓阿狗的死老百姓來魚目混珠，更嚴禁普通人在說話或行文中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甚至連相近的聲音都不允許，因而產生了「避諱」的作法。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後世流傳甚廣的成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
根據南宋陸放翁的《老學庵筆記》裡提到，有個名叫「田登」的芝麻小官，當他擔任州官時，命令手下吏民都要迴避其名，嚴禁提到「登」字，即使是無心觸犯，他也一定要嚴加鞭笞。
可是和「登」同音的「燈」字經常要用，全州官吏百姓只好將「燈」字改叫「火」字。有一年上元節時，州吏在張貼告示時，便出現了下面這段荒謬的文字：「欣逢上元佳節，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從此之後，「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句話，就成了老百姓形容官吏霸道的代名詞。
除了州官放火、百姓點燈的避諱故事外，宋代趙崇綜也曾輯錄《雞肋》一書，其中有則徐申避諱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話說宋代徐申擔任常州知府時，押綱使臣被盜，於是具狀申乞收捕。不料文中「申乞」的「申」字，犯了知府大人的名諱，徐申就故意不理他的申訴。
後來這位押綱使臣知道原因後，就親自前往面見徐申，口中猶不忘說道：
「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
原本知府除申因為「申」字犯諱而不准其所請，如今弄巧成拙，申訴人反而當他的面連犯九「申」，最後還要「身」死方休；看來徐申以犯諱而刁難申訴者，豈不是自取其辱嗎？
《雞肋》書中另一個避諱的故事，因為申訴者沒有前面那個押綱使臣的機智，就只能讓「州官放火」了。
話說宋代許先之負責監管左藏庫時，申請服飾的人很多，有個武臣親自前去面見許先之，告訴他說：「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
許先之聽到「乞先支給」中「先支」二字犯了他的名諱，心中有些不高興，就只應允卻不行動。
武臣等了很久，申請的服飾卻尚未下來，只好再向許先之陳情說：「適蒙許先支，今尚未得。」
許先之一聽更生氣，因為剛才只犯「先之」二字，如今「許先之」三字連名帶姓一起犯，於是又讓這武臣等了一整天還是拿不到東西，只好乖乖摸摸鼻子走了。
「避諱」的做法雖然無聊，但在中國古書的版本學上，未嘗是全無一用。
拿現在最名貴的「宋版書」來說，宋代刻書避諱極嚴，尤其官刻本更加嚴格。例如宋太祖名匡胤、太宗原名光義，後更名炅、真宗名恒、仁宗名幀、英宗名曙、英宗父名允讓、神宗名頊、哲宗名煦、徽宗名佶、欽宗名桓，這些字一律要避。
但這些還只是北宋時要避的諱，到南宋時皇帝更多，要避的字就更多了。
除了一大堆皇帝的名諱要避，連宋太祖的祖宗們，那些沒當過皇帝的人名也要避諱。
像宋太祖父名弘殷、祖父名敬、曾祖父名唌、高祖父名眺，這些字也不能例外地全都要避。
看來宋代人讀書時，記憶力還真的要比其他時代的人更要強些，否則一不小心犯了這些多如牛毛的「諱」，麻煩豈不就大了。
但是所謂的「避諱」，也不只是用在皇帝或大官之名而已，古人寫到自己父母的名字時，也是要避諱的。
像太史公司馬遷的父親名叫「司馬談」，所以太史公在寫〈報任安書〉時提到「『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意思是說漢文帝出門時，宦官「趙談」也在車上，袁絲因此伏車勸諫，文帝聽了後就笑著叫趙談下車去了。
司馬遷因為趙談的「談」字，與其父「司馬談」同名，所以在信中以「同子」參乘來避諱。
另一個文人為其父避諱的例子，就是唐宋八大家中三蘇父子的蘇洵。依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上說：
「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唐初贈人，始以序名。蘇明允（洵）之考（父）名序，故蘇代諱序，或曰引、或曰說。」
蘇洵只是因為他父親名「序」，所以贈人之言時稱「引」來避諱，最有名的就是〈贈石昌言北使引〉。
但後世之人不察原因，也糊裡糊塗地跟著把贈序改稱為引，和蘇洵一起避諱起來，真的變成「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了。
古人因說話作文時要避諱，以致鬧了很多笑話，最有名的就是《稗史》中的一段故事。
話說錢大參字良臣，他的兒子很聰明，從小讀書只要一看到「良臣」二字，就趕緊避諱讀作「爹爹」。
有天他讀到《孟子、告子篇》「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為了避諱竟讀作「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為了避諱，竟將自己爹爹視為民賊，還真不愧是「認賊作父」吧！
而在歷史上第一個為文反對避諱的，大概就是唐代韓愈的那篇〈諱辯〉了。
話說唐代鄭王後人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詩，文名轟動一時，韓愈因而勸他去考進士。
但等李賀中了進士後，其他人卻毀謗他說李賀之父名為「晉肅」，因為犯了「進士」的諱，李賀因此不該去考進士，韓愈就以〈諱辯〉一文為他申辯。
其實早在《禮記、曲禮》上便有「二名不偏諱」的說法，而鄭玄則注曰：「偏，二名不一一諱也。」意即避諱只要二個字不要完全一樣即可。
例如鄭玄在注上即舉例說：「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則不稱『徵』；言『徵』，則不稱『在』。」
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更引申舉例說：「論語云『是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某在斯』是言『在』。」
證明避諱只要二字不連用即可，更何況「晉肅」與「進士」僅是聲近而已。
在以往的封建社會裡，取名時除了因避諱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義造成的「犯上」或「謀反」等不當聯想。即使到了近代，仍不時出現一些因「名」賈禍的故事。
前些時候我就聽一個大陸朋友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建立時，有個姓李的農民以為改朝換代了，想要趁機拍點小馬屁，就為兒子取名「李愛國」。
後來第二個兒子出生時，他以為「新中國」不是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嗎？因而取名叫「李愛民」。
而為第三個兒子取名時，他又以為人民能當家作主，這一切都是黨的功勞，因而就叫「李愛黨」。
這三個名字乍聽之下似乎還不錯，但過了幾年文革一開始，這位李姓農民就倒大楣了。
原來有人檢舉他的三個兒子叫「李愛國」、「李愛民」與「李愛黨」，分明就是他還在愛「國民黨」，所以才會這樣取名。
這個馬屁拍到馬腿上的倒楣鬼，原本想用想用兒子的名字拍馬屁，結果卻換來自己十多年的勞改，直到「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後，才翻案重回自由。
但他自己和三個兒子的一生，卻因這三個「政治味」太濃的名字，留下了永難痊癒的傷痕。
如今雖然已是民主時代，種種因名字而避諱的故事，似乎都已成了歷史。然而，「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其實仍在我們社會裡換湯不換藥地繼續盛行。
想要讓這種「官尊民卑」的思想，還有一些因「名」賈禍的故事，走入真正的歷史灰燼，只怕惟有待民智確實開了以後才可能吧！
原載《更生日報》07.01，2010
另外，常聽到的俗語也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看來人的名字還真重要，否則一個人死後，就算再偉大也沒東西可留。
大家在人生路上熙熙攘攘、奔波勞碌，其實也只不過是希望別讓自己成了「無名小卒」吧！
然而重視名字的傳統，似乎也不是自古就有的。難怪人家說：「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那三代以上之人，應該就不會太計較什麼「好名壞名」了。
所以從殷代的甲骨文看來，能考據出來的帝王名字，無非也只是隨便的以干支定名而已；例如武丁、太甲、盤庚等之流的。雖然這種取名方法倒挺省事的；但後來人們命名時所考慮的什麼高雅、吉祥、乃至避諱等原則，自然也就無法顧及了。
隨便開歷史一看，那些出將入相的不凡人物，他們的名字竟然會粗到「俗又有力」的地步。
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說，司馬相如的小名竟叫犬子；《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裴松之注引《曹阿瞞傳》上說，曹操小字阿瞞；其他像是范曄叫磚兒、桓熙叫石頭等等，這些大人物的小名竟然也不過爾爾。
當然，這其實和現在民間仍然盛行，將小孩名字叫得賤才比較好養的風俗，大概也是一樣的命名方式。
除了名字不免俗氣外，古人取名時對男女之別也不甚講究。
今天我們只要一看到武雄、根旺之類的大名，就知道一定是昂藏七尺的鬚眉男子；而聽到淑貞、麗美之類的芳名，也一定會想像是娉婷可愛的窈窕淑女，但這種聯想在古代則不一定應驗了。
例如《孟子．盡心篇》裡提到，那位空手搏虎的勇士，大名竟然是叫「馮婦」；而《左傳》裡第一位君王魯隱公，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記載，大名竟然是叫「息姑」。
如果只依這兩位仁兄的「芳名」去想像，必然只會以為是女扮男裝，安能辨他（她）是雌雄呢？
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開始對自己的名字重視起來，總希望自己發達後，不因名字而被旁人看「扁」。
尤其到了明清兩代，所有的市井小民，無論是發了財的暴發戶，還是坐擁地利的土財主，全都附庸風雅地改掉小名，搞些雅號或官名，企圖讓人另眼相看。
所以當時坊間流行的小曲就這樣唱著：「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保，磨麵登羅的叫德夫。」深刻諷刺著這些「名不副實」的社會現象。
也就因為社會上流行這種「名」不驚人死不休的取名方式，所以真正有錢有勢的人，自然不希望那些本該叫阿貓阿狗的死老百姓來魚目混珠，更嚴禁普通人在說話或行文中提到他自己的名字，甚至連相近的聲音都不允許，因而產生了「避諱」的作法。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後世流傳甚廣的成語：「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
根據南宋陸放翁的《老學庵筆記》裡提到，有個名叫「田登」的芝麻小官，當他擔任州官時，命令手下吏民都要迴避其名，嚴禁提到「登」字，即使是無心觸犯，他也一定要嚴加鞭笞。
可是和「登」同音的「燈」字經常要用，全州官吏百姓只好將「燈」字改叫「火」字。有一年上元節時，州吏在張貼告示時，便出現了下面這段荒謬的文字：「欣逢上元佳節，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從此之後，「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句話，就成了老百姓形容官吏霸道的代名詞。
除了州官放火、百姓點燈的避諱故事外，宋代趙崇綜也曾輯錄《雞肋》一書，其中有則徐申避諱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話說宋代徐申擔任常州知府時，押綱使臣被盜，於是具狀申乞收捕。不料文中「申乞」的「申」字，犯了知府大人的名諱，徐申就故意不理他的申訴。
後來這位押綱使臣知道原因後，就親自前往面見徐申，口中猶不忘說道：
「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
原本知府除申因為「申」字犯諱而不准其所請，如今弄巧成拙，申訴人反而當他的面連犯九「申」，最後還要「身」死方休；看來徐申以犯諱而刁難申訴者，豈不是自取其辱嗎？
《雞肋》書中另一個避諱的故事，因為申訴者沒有前面那個押綱使臣的機智，就只能讓「州官放火」了。
話說宋代許先之負責監管左藏庫時，申請服飾的人很多，有個武臣親自前去面見許先之，告訴他說：「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
許先之聽到「乞先支給」中「先支」二字犯了他的名諱，心中有些不高興，就只應允卻不行動。
武臣等了很久，申請的服飾卻尚未下來，只好再向許先之陳情說：「適蒙許先支，今尚未得。」
許先之一聽更生氣，因為剛才只犯「先之」二字，如今「許先之」三字連名帶姓一起犯，於是又讓這武臣等了一整天還是拿不到東西，只好乖乖摸摸鼻子走了。
「避諱」的做法雖然無聊，但在中國古書的版本學上，未嘗是全無一用。
拿現在最名貴的「宋版書」來說，宋代刻書避諱極嚴，尤其官刻本更加嚴格。例如宋太祖名匡胤、太宗原名光義，後更名炅、真宗名恒、仁宗名幀、英宗名曙、英宗父名允讓、神宗名頊、哲宗名煦、徽宗名佶、欽宗名桓，這些字一律要避。
但這些還只是北宋時要避的諱，到南宋時皇帝更多，要避的字就更多了。
除了一大堆皇帝的名諱要避，連宋太祖的祖宗們，那些沒當過皇帝的人名也要避諱。
像宋太祖父名弘殷、祖父名敬、曾祖父名唌、高祖父名眺，這些字也不能例外地全都要避。
看來宋代人讀書時，記憶力還真的要比其他時代的人更要強些，否則一不小心犯了這些多如牛毛的「諱」，麻煩豈不就大了。
但是所謂的「避諱」，也不只是用在皇帝或大官之名而已，古人寫到自己父母的名字時，也是要避諱的。
像太史公司馬遷的父親名叫「司馬談」，所以太史公在寫〈報任安書〉時提到「『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意思是說漢文帝出門時，宦官「趙談」也在車上，袁絲因此伏車勸諫，文帝聽了後就笑著叫趙談下車去了。
司馬遷因為趙談的「談」字，與其父「司馬談」同名，所以在信中以「同子」參乘來避諱。
另一個文人為其父避諱的例子，就是唐宋八大家中三蘇父子的蘇洵。依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上說：
「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唐初贈人，始以序名。蘇明允（洵）之考（父）名序，故蘇代諱序，或曰引、或曰說。」
蘇洵只是因為他父親名「序」，所以贈人之言時稱「引」來避諱，最有名的就是〈贈石昌言北使引〉。
但後世之人不察原因，也糊裡糊塗地跟著把贈序改稱為引，和蘇洵一起避諱起來，真的變成「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了。
古人因說話作文時要避諱，以致鬧了很多笑話，最有名的就是《稗史》中的一段故事。
話說錢大參字良臣，他的兒子很聰明，從小讀書只要一看到「良臣」二字，就趕緊避諱讀作「爹爹」。
有天他讀到《孟子、告子篇》「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為了避諱竟讀作「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為了避諱，竟將自己爹爹視為民賊，還真不愧是「認賊作父」吧！
而在歷史上第一個為文反對避諱的，大概就是唐代韓愈的那篇〈諱辯〉了。
話說唐代鄭王後人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詩，文名轟動一時，韓愈因而勸他去考進士。
但等李賀中了進士後，其他人卻毀謗他說李賀之父名為「晉肅」，因為犯了「進士」的諱，李賀因此不該去考進士，韓愈就以〈諱辯〉一文為他申辯。
其實早在《禮記、曲禮》上便有「二名不偏諱」的說法，而鄭玄則注曰：「偏，二名不一一諱也。」意即避諱只要二個字不要完全一樣即可。
例如鄭玄在注上即舉例說：「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則不稱『徵』；言『徵』，則不稱『在』。」
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更引申舉例說：「論語云『是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某在斯』是言『在』。」
證明避諱只要二字不連用即可，更何況「晉肅」與「進士」僅是聲近而已。
在以往的封建社會裡，取名時除了因避諱要注意字音之外，更要提防因字義造成的「犯上」或「謀反」等不當聯想。即使到了近代，仍不時出現一些因「名」賈禍的故事。
前些時候我就聽一個大陸朋友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建立時，有個姓李的農民以為改朝換代了，想要趁機拍點小馬屁，就為兒子取名「李愛國」。
後來第二個兒子出生時，他以為「新中國」不是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嗎？因而取名叫「李愛民」。
而為第三個兒子取名時，他又以為人民能當家作主，這一切都是黨的功勞，因而就叫「李愛黨」。
這三個名字乍聽之下似乎還不錯，但過了幾年文革一開始，這位李姓農民就倒大楣了。
原來有人檢舉他的三個兒子叫「李愛國」、「李愛民」與「李愛黨」，分明就是他還在愛「國民黨」，所以才會這樣取名。
這個馬屁拍到馬腿上的倒楣鬼，原本想用想用兒子的名字拍馬屁，結果卻換來自己十多年的勞改，直到「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後，才翻案重回自由。
但他自己和三個兒子的一生，卻因這三個「政治味」太濃的名字，留下了永難痊癒的傷痕。
如今雖然已是民主時代，種種因名字而避諱的故事，似乎都已成了歷史。然而，「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其實仍在我們社會裡換湯不換藥地繼續盛行。
想要讓這種「官尊民卑」的思想，還有一些因「名」賈禍的故事，走入真正的歷史灰燼，只怕惟有待民智確實開了以後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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