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野狐禪」可說是一則很有名的禪學公案，《傳燈錄》、《四家玄錄》和《從容錄》都有相同的記載。
　　大意是說唐朝百丈禪師說法時，常有一老僧混在信徒中聽法，會後就隨聽眾散去。
　　有一天這老僧忽然在會後仍跪著不肯離去，百丈禪師於是問道：「堂下跪者何人？」
　　那老僧恭敬地答道：「貧僧過去修行時也住在此山，只因有人問道：『有大修行的人還落因果也無？』貧僧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落因果』，遂因此墮入野狐身五百年矣！如今只請大師代一轉語。」
　　百丈禪師想了會才答道：「不昧因果」，那老僧立即大悟稱謝而去。
　　不久，眾人在後山巖洞中，果然發現有一死狐，便將其依亡僧例「積薪而化之」。
　　「不落因果」與「不昧因果」僅一字之異，何以那老僧因此墮入狐身呢？在下慧根不夠，無緣識得其中奧妙。
　　但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中，最後一篇〈啟示錄〉的最後一章裏也這樣記載：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做見證，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些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但在下一節又提到：「若有人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由《聖經》中的記載我們可看出，神對那些焚書毀道的異教徒，只是減去他的幸福而已；但對企圖狗尾續貂的傳道者，反而要降諸他災禍。
　　從「野狐禪」的公案中也能得知，以外道異端妄說佛法，其罪孽比不說佛法還要深重。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一件事，亂說實在還不如不說的好。
　　最近考選部已經決定，高普考不再考三民主義了；前些時候的日大聯招裏，三民主義的題目也是備受爭議。到底三民主義要不要列入考試科目，我個人並無意見。
　　但如果一定要考，我建議就該以當初孫中山先生的十六篇講稿做教材；現在高中課本裏那些蔣介石、蔣經國、乃至李登輝等人狗尾續貂的「野狐禪」，就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積薪而化之」吧！
　　原載《民眾日報》10.01，1994

　　探討台灣地區的器官移植問題，除了醫學技術考量、醫療單位的配合與醫事人員的心理等細節外，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捐贈來源不足。
　　近年來，器官捐贈的理念，透過各界積極宣導，已得到部分國人的重視；但不容諱言，實際成效還是不彰，供需之間根本不成比例。
　　其實台灣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已完成首次腎臟移植手術；而一九八七年，立法院也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使醫事人員能在法律保障下施行手術。在一九九一年，台灣更成立了「中華民國器官捐贈中心」，全面宣導器官捐贈的觀念。
　　照理說在台灣，所有的週邊條件都已能配合，何以還有捐贈來源不足，這一始終解不開的難題呢？
　　追根究柢，如果要正本清源，檢討其徵結所在，我們還是要回到宗教層面。「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四期，刊載了觀點市場研究公司研究員游雅婷女士的大作──「首次台灣地區器官捐贈認知調查報告」。
　　其中針對器官捐贈九個相關問題進行訪查，當然結果和我們大多數人的經驗認知無異。受訪者中教育程度較高者、未婚者、無子女者、同意「腦死是真正死亡」者、贊成「火葬」者，其捐贈意願都相對較高。
　　但是對於社會中信奉何種宗教者，其捐贈意願較高，調查題目中並無此項，所以缺乏數據得以證明。
　　但根據個人的經驗法則，我以為基督徒與佛教徒相比，前者意願應該較高，不知讀者是否贊同我的經驗法則呢？
　　台灣近年來佛教活動十分蓬勃，經懺、法會，無日不有，各寺廟也都香火鼎盛。如遇著名法師開示或宣講，其蜂擁蟻聚、萬頭鑽動之盛況，絕不遜於偶像歌星的演唱會；甚至還有平日難得一見的達官顯宦，這時也不能免俗地要共襄盛一番。
　　但在這些人人口呼阿隬陀佛、個個合十頂禮膜拜中，我們是不是也該回頭探究一下，各負責人對佛教的教史與教義，其瞭解程度到底符不符合正知、正見、正聞、正信的要求？
　　一月十八日「菩薩也不會答應」一文見報後，接到了一通大學時代佛學社團同學的來電，兩人就為此事談了近三個鐘頭。
　　他認為我在文中提到的斯里蘭卡（舊名錫蘭），雖然也是佛教國家；但他們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與台灣人信奉的大乘佛教，無論對於生死觀念，還有死後肉身的看法皆有不同。
　　小乘講的是「我空法有」，修行以「自利」為主，他們只顧自己解脫，卻不願回頭度化眾生；所以肉身只是具臭皮囊，死後可任意棄置，捐個器官又有何妨？
　　但大乘講的則是「我法皆空」，修行以「利他」為主，要上求無上佛道自行解脫生死、下化無量眾生同離生死苦海；所以肉身不能輕棄。因此捐贈器官有悖大乘義理，應按「大師」指示，非有大修行者不可輕易為之。
　　佛教中六道輪迴、生滅無常的理論，確實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清楚。但人是由神識與肉身組合而成，組成肉身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在人死時自然要崩解。
　　四大分解可分三過程，先是地大攝入水大，然後水大攝入火大，最後則是火大攝入風大。尤其臨終之人在火大攝入風大階段時，會感受如利刃般的烈風吹拂，全身有被肢解化做微塵的劇痛；風過之處，骨肉如觸刀斧鋸銼、節節破碎，沒有修行之人，當然會感到極端痛苦。
　　而此時摘取死者的器官，與四大分解本身所造成的痛苦相比，無異是九牛一毛，豈有因此而生恨，甚至墮入「地獄」之理。
　　再就佛教史而言，佛滅後一百年，教團因戒律看法不同而分為兩派，大眾部（梵文系）北傳先至中國，再及日、韓、蒙、藏；上座部（巴利文系）南傳先至鍚蘭，再及泰、緬、南亞諸國。所謂「大小乘」之分，是北傳佛教徒的說法，南傳佛教徒根本不認同這種分類。
　　其實小乘之名，是大眾部信徒為提高自己教學，而對上座部信徒的一種貶抑稱呼。如果仔細檢查，可以發現上座部的雜阿含經、增阿含經內，也都明白載有大乘義理。
　　況且北傳佛教在中國民間，除梁武帝起的茹素習慣外，根本就無一絲大乘精神。日本的木村泰賢說中國佛教只是學問的佛教，並非實踐的佛教；甚至有人批評中國佛教是說大乘法、行小乘事。
　　如今我們連小乘信徒所能做的器官捐贈尚且不能為，又怎能以大乘之名自稱，甚至自尊、自大呢？
　　正如慈濟功德會會長證嚴上人所說：「大乘佛教的精神，在於利濟眾生、無私無我。金剛經也再強調『破我執、滅我相』，法華經更詮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陀精神教育。」
　　依佛法我們的肉身不過是四大元素假合而成，緣聚則生，緣散則死。這臭皮囊緣聚時如同至寶，緣散時則無異廢物。況且真正的大乘信徒，其頭目身肉，豈有不可捨的呢？
　　釋迦世尊往昔生中（菩薩階段時）屢次捨身，法華經上更說：「未有一微塵如芥子許，非菩薩捨身命處。」大乘信徒之飲食、衣物，乃至家財居所，無一不可布施，大去之後，又何忍身上器官與草木同朽呢？
　　所以，捐贈器官是菩薩布施精神的至高表現，正信、正見的大乘信徒，更應勵行遵守。我相信捐贈器官這種布施，菩薩答應、菩薩會答應、菩薩當然會答應。
　　原載《台灣新聞報》10.29，1995
　　轉載《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七期

　　我的一個朋友在二十六歲時，不幸罹患了尿毒症；多年來一直希望能有接受移植手術的機會，藉以擺脫洗腎的折磨。
　　可惜受到傳統「全屍」觀念的流毒恣虐，加上民間部份佛教「高僧」的認識不清；因此倡導器官捐贈的活動，一直在台灣難以順利推行。
　　基於同情與不平的交錯情緒，在一月十八日《中時晚報》副刊上，我寫了一篇關於器官捐贈的短文︱︱「菩薩也不答應」，略述個人對此的拙見。
　　文章見報後不久，因為是用本名發表，也收到很多意外的迴響。除了承蒙《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加以轉載外，同時又收到了幾封失去聯絡甚久的朋友來信。
　　他們對拙作的不同高見，更印證了在台灣推動器官捐贈活動的阻力之大，已不只是醫療技術的單純問題而已。
　　長期以來，國內的教育總是重科學輕人文、重技術輕思考、多實務少反省、多政治少宗教，專制一元化的偏頗教育體制，終於造就了台灣，使之成為二十世紀末人類世界中最大的「奇蹟」。
　　一位很久不見，如今在醫界服務的同學，他以專業的角度規勸我，不應讓尿毒症患者對換腎產生憧憬。
　　因為現在人工血液透析術（俗稱的洗腎）已相當進步，真可謂今非昔比，所以洗腎對患者的生活影響漸小。反而是接受移植手術者，不僅日後終生要服用抗排斥藥物，除了會有種種常見的類固醇症候群外，對一般傳染病的免疫力也大幅降低，生活品質更不及洗腎者。
　　另外依現有醫療水準，接受換腎一定時間後，腎功能還是不能避免會日漸衰竭，以致仍要重回洗腎或再換腎的抉擇。所以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種「多此一舉」的手術罷了。
　　記得尚未進中文系之前，我和他同班唸著一樣的基礎醫學課程，他所說的一切生理學或病理學範疇，基於尊重專業的大前提，我當然也是完全相信。
　　但我和他見解不同的是，我認為生活品質高低，並無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的合適程度而已；所以決定生活品質是好是壞，也不應只是醫生的片面看法。
　　究竟洗腎與換腎何者為佳？在技術可行性上，我絕對相信醫生的專業判斷；但到底要不要接受移植手術後，更多不可預期的折磨，患者的抉擇也該是一項重要參考因素。
　　我想，醫生要治的不只是「病」，更要治的是「病人」，不是嗎？
　　撇開醫療技術的枝節問題，相信大家應該都能接受，台灣是個經濟水準已開發，而文明程度卻仍在開發中，甚至還是根本未開發的國家。
　　很多尿毒患者不能心平氣和地聽從醫生指示，於是從外電報導中得知，貧窮的印度人民，因為少一個腎也還能活，所以有人為了一家生計，竟然出售腎臟以換取金錢報償；中國大陸甚至還有死刑犯器官標售的傳聞。
　　在這些駭人聽聞的「買賣」中，據說顧客大多來自台灣。姑且不論器官移植是非常精密的手術，必須經過嚴格的血型與組織比對，貿然施行是拿自己生命開玩笑；即使手術成功，患者回國後身體的排斥作用及服藥造成之免疫力降低等，凡此種種都不能等閒視之啊！
　　台灣病患赴「落後」國家接受移植手術，這種行為從科學角度看來是不智；從人文角度思考，更是殘忍無道、令人髮指。沒有台灣人這種經濟水準，做不出這種「壯舉」；沒有台灣人這種文化水準，更創造不出這種「奇蹟」。
　　我們把島內自己人的問題，推廣成了世界性的問題。半世紀來，我們只是一味追求經濟發展，思考也永遠停留在物質層面；體制內的教育，更是全力配合此種「發展需要」。如今我們自己嘗盡了這惡果，連鄰國也難逃池魚之殃。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們台灣的人心，大概與天地無異吧！
　　國民所得即將突破一萬美元的「先進」國家，在器官捐贈的態度上，卻又如此的「落後」。
　　李延壽所著的《南史‧隱逸傳》中記載，陶淵明在出任彭澤縣令前，因為擔心兒子日後的生活，所以隻身上任，留下家中奴僕供他兒子使喚，並特地留下一封家書，信上寫著：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在我們一味講究經濟發展的同時，是不是也該停下來思考一下，『此亦人子也』這五個字的含意呢？
　　原載《台灣新聞報》10.28，1995
　　轉載《中國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六期

　　好幾百年前，一群要由歐洲移民到美洲的清教徒，在大西洋上遇到了海盜；因為清教徒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所以他們躲到船艙底下。
　　可是當他們的僕人也要進去時，卻被上鎖的艙門擋在外面。只聽到裏面的人這樣說著：
　　「我們是清教徒，我們反對戰爭；你們又不是清教徒，趕快去甲板上抵抗海盜。」
　　第一次聽到這故事，只把它當成一個笑話。因為基督教能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並不是只靠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而是日後信徒不斷的犧牲奉獻。
　　所以這群清教徒並非真正的清教徒，只是些偽善怕死的「神棍」罷了。
　　我的一個朋友，二十六歲就罹患急性腎衰竭，四年來每週都要去醫院洗腎兩三次。他一直希望得到移植腎臟的機會，不過台灣捐贈器官的風氣不盛，所以也不知還要等多久。
　　最近社會上一群熱心的人士，積極推動「捐贈器官」，使他又燃起了一線希望。但就在這時，意外地也產生一些阻力。
　　因為民間有種傳說，人斷氣後要八小時神識才能脫離肉身；若此刻取用器官，會使死者產生「嗔恨心」；此心一起，則將墮入「地獄道，萬劫不復。
　　所以有些「大師」登高一呼：「除非有人修行，否則器官捐贈前應三思！」看來我朋友的希望，恐怕又要落空了。
　　斯里蘭卡是個國民所得很低的國家，如果有人死後肯把器官「出售」，所得將使家人享用不盡。可是他們的國人，卻「笨」到有一百五十萬人，志願捐贈眼角膜。台灣每年也有無數在暗中摸索的失明者，受了他們的恩澤，因此重獲光明。
　　同樣是佛教國家，難不成他們國內的信徒，個個都能「修成正果」，可以進「菩薩道」。我們的信徒，修行就「差人一截」，器官捐贈前還要「三思」。到底為何這樣？
　　愚昧的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也許就因兩國「大師」見識不同，因此才有高下之分吧！
　　多少盲人期待一個眼角膜，可以因此重見光明；多少尿毒者患者期待一枚腎臟，藉以脫離洗腎的折磨；多少在鬼門關前掙扎的心臟病患，盼望能有一線生機。
　　在台灣，器官移植的「需求面」是這樣的大，但「供給面」卻不成比例。好不容易有了這類鼓勵捐贈的活動，卻受到一些「大師」的阻撓。因而我有一個解決辦法，既然不能擴大「供給面」，乾脆來縮減「需求面」。
　　建議這些「大師」，不妨發起個「拒絕器官受贈」活動，要 求信徒們簽下「志願卡」，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接受器官移植。因為如果讓別人的器官移植在自己身上，豈不是害別人墮入地獄道；這樣自己想進入菩薩道，我看菩薩也不會答應。
　　假如「大師」的信徒都能簽名響應，台灣就不會有這麼多人需要移植器官；我們也不必多事，鼓吹什麼捐贈。
　　然而話說回來，如果你們只是現在反對捐贈，若自己需要時，又不反對接受移植；豈不就像前面所說的「清教徒」一樣嗎？
　　原載《中時晚報》01.18，1995
　　轉載《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五期

　　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本身也是客家人的徐正光教授，對在台灣擁有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客家人，有著一個極為客觀且寫實的形容詞——「隱形」民族。
　　的確，早從千年之前的五胡亂華起，原本生活在中原的客家民族，經過了四次的大遷移才至台灣落腳。在血淚交織的遷移史上，客家人多以「晴耕雨讀」、「詩書傳家」做為家訓。
　　「隱形」既然成了他們的求生手段，自然也就成了客家民族的代名詞。
　　事實上，客家人在台灣之所以「隱形」，當然也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
　　早在一六八三（康熙二十二年），清軍一攻占台灣，立即公布「台灣編查流寓條例」（詳見「六部處分則例」卷二十），這就是有名的「渡台三禁」。
　　其中第三條則明示：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客家人因此條禁令而移民人數銳減，且來台時間延後許多。
　　接著又在與福佬人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向貧瘠的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了相對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保了。
　　客家族群原本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滿州人初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固然佔了極大的比率。
　　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幹，這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自信與氣節，確實是漢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
　　然而最吊詭的是，風起雲湧的華中華南一帶，太平天國的客家人正揭竿而起，立志要北伐中原，直搗黃龍。
　　然而在台灣的客家人，卻因環境的侷限，每逢民變，為了閩、客間原有的矛盾，被迫必須擔任滿清政府的義民。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時，在台發生的「張丙民變事件」中，福佬民變首領軍旗上的口號，竟然不是「排滿」，而是「滅客」；兩岸客家人各擁其主，煮豆燃萁的難堪場面，恐怕也是客家人必須「隱形」的歷史宿命吧！
　　長期的「隱形」之後，在台客家文化逐漸流失，根據我的觀查，傳統的客家精神有六大特徵：
　　　　第一、強烈的團結心。
　　　　第二、進取與尚武的精神。
　　　　第三、維護文化和傳統的自信。
　　　　第四、重視教育。
　　　　第五、對政治有高度興趣。
　　　　第六、女性非常的勤勞、樸素。
　　近年來，反對運動日益興盛，不僅是在政治上有抗爭，經濟上的農運、工運、校園內外的學運，都有極多深具理想性格與社會良心的客家人士參與。
　　然而只要反對運動有了一定的力量後，就立刻會出現「本土主義」訴求，也就是狹義的福佬意識掛帥。
　　參與反對陣營的客家人士，自然也有著矛盾的相對壓擠感。儘管朝野兩邊的高層中，都不乏客族人士，但卻無法阻擋客家文化的逐漸流失。
　　到底要怎樣才算是「客家」人呢？根據國際漢學會議定義，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的才算是客家人。
　　　　第一、是漢民族中獨特穩定的族群之一。
　　　　第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
　　　　第三、是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習俗。
　　　　第四、有獨特的客家精神。
　　我有一位客家朋友，他曾沾沾自喜地說道：「客家人最具領袖氣質，只要是華人組成的國家，就一定有客家的領袖。遠的像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這些開國英雄根據族譜推定都是客家人；近的像是中國大陸的鄧小平、台灣的李登輝、新加坡的李光耀，不也都是客家人嗎？」
　　依這位朋友的說法，似乎與客家人是 「隱形」民族的說法非常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呢？
　　我們若以國際漢學會議上，如此嚴格的四個條件來界定；則那位朋友所說的六個人，當然都不能算是客家人。
　　但先撇開「算不算客家人」的定義不談，對中國與新加坡的領導人也暫且不論，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現況。
　　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自由時報》第四版刊載，「蓋洛普民調公司」所發布，對「客家族群地位相關問題調查」的資料顯示，目前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政治人物，以吳伯雄的三成三居首，其次則是李登輝佔一成二。但這兩位政治人物能算客家人嗎？先從總統李登輝說起吧！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五版刊載，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說：「李總統在最近兩個月，七次公開強調他是客家人；但因遷居三芝已久，不太會說客家話；但正努力學習中。」
　　這種說法當然只是在總統大選前的拉票方法，如果以李總統不會說客家話，就說他不是客家人，這未免也太偏狹了。
　　但只要仔細觀察一下，李總統每年除夕在電視上向全國同胞拜年時，國語、福佬語部分都由他本人發音，但客語部分卻全由幕後配音，連「恭禧」、「大家好」等簡單的客家寒暄話都不曾聽他說過，比湖南籍的台灣省長宋楚瑜都不如，其心態確實令人玩味。
　　如果李登輝只是自己不屑於說客家話，或是怕影響群眾心中，他那第一個「台灣人」（福佬人）總統的地位，所以刻意要在電視上免開尊口，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我們也無權批評。
　　但他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就將福佬語定義為「台語」，完全漠視客家話在台的地位，這種「漢人學得鮮卑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的心態才最可議。
　　就以近來轟動一時的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為例，李登輝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國民黨到底是兩歲？還是一百歲？這些爭議我們都沒興趣關心。
　　但他一再排斥客語，認為只有福佬語才叫「台語」的心態才最可恨。甚至身為日本人的司馬遼太郎，都以為這種說法不妥，發言糾正他說那叫「閩南語」，可是李登輝依舊固執強悍的「台語」、「台語」直到談話結束。
　　我們將原載於《朝日週刊》，台灣《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至十三日，幸芳譯）的譯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錄如下：
　　李：說「台語」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當時只准說「中國語」。我現在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選舉期間在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台語」。
　　司馬：用「閩南語」嗎？
　　李：是啊！比方說去雲林縣，有方言，台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馬上就了解，很容易引起共鳴。若用「中國」語說說看，那是不通的。直接用「台語」表達的話，就會被認為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
　　在過去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或學術團體裡，有些人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後來「反正」、「投誠」後而被國民黨重用。因為怕被別人舊事重提，或被「上面」為在「放水」，因此對付起共產黨或其他異議分子來，手段往往比血統純正的國民黨更加殘酷，所以仕途一帆風順，成了共產黨的剋星。
　　至於李登輝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我們就暫時不評論，看他日後的言行再說吧！
　　其次再談到現在客家人政治地位最高，也是民調中最具代表性吳伯雄先生。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三十五版刊載「客家文化流失，首長發出警語」。
　　吳伯雄對記者說，他兒子帶了個新竹關西籍的同學來家裡，吳先生就問他是不是客家人，那位年輕竟回答說：「我父母是，我不知算不算。」因此吳伯雄才對記者發出警語，看來他對客家民族的危機也是一清二楚的。
　　其實，吳伯雄所說的故事，在台灣可說司空見慣。根據「客家事務公共協會」所做的「大台北地區客家認同與母語使用調查」顯示，客家話已退縮為家庭使用的語言。
　　新一代的客家人，客語使用率與流利程度不斷降低；不同語群的通婚家庭，也只有夫妻皆為客家人的家裡才有較高的客語使用率。
　　至於工作場所中，則客語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其社會功能，客家民族確實面臨了語言危機。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台北市的羅斯福路上，成立了一家以客語發音的「寶島新聲客家台」，這在大台北地區，只是家小功率社區電台而已。
　　但播音不到四個月，隔年一月二日夜間，就被新聞局會同大批的鎮暴警察抄台、剪線；隔日晚上雖然復播，但到了一月六日再度被抄台。
　　曾任內政部長已達十年，掌管全國警察業務的吳伯雄，對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呢？
　　客家人向來自誇或被誇為有語言天分，但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聯合報》刊載，苗栗文化中心主任曾光雄說：「苗栗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客家人，但一半以上不會說客語。」
　　而台北雖有七十萬客家人，根據前項調查，在兩種強勢語言的壓迫下，客語流失的程度更大。如今只是一家小功率社區電台，當政者也毫不留情，非趕盡殺絕不可。
　　連在台僅三萬的外國人，都能擁有英語發音的台北社區電台（Ｉ．Ｃ．Ｒ．Ｔ），何以客語電台不能設立呢？
　　且不談新聞局抄台是否合法，也不談像中廣這些電台，為何能「合法」霸佔這麼多頻道。我們只要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聞局公布錄取的四十六家電台裡，沒有一家是專以客語發音的，就能明瞭客家人的弱勢。
　　新聞局說「寶島新聲客家台」的申請被駁回，是因為該台在評審中被列為第四名，而該區名額是三家，我對這結果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還記得那個人說，即使台灣只剩下阿里山，他也一定要競選省長到的豪氣嗎？而李登輝為勸退他，去桃園見他父親時，兩個客家人既不用客語，也不用國語，全程使用福佬語與日語交談，終於使台灣省連阿里山也不再有了。
　　別說名額僅三個，該台恰巧排名第四；我看就算名額多到三百個，客語電台也一定排名第三百零一的。
　　北朝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有個故事說：「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這種心態，正是某些客籍人士從政的法寶。
　　例如有人每次在電視上公開演唱，不是用國語「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向層峰乞憐；就是以福佬語「思慕的人」宣誓效忠，從來不曾見他唱過任何一首客家歌曲，或許只能用他最愛國語歌「小丑」，才能印證客家人在政治上的尷尬處境。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句客語俗諺，向來是客家民族氣節的表現。在客家話裡我最喜歡，也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一個字彙，那就是──「硬頸」；簡單兩字不言而喻了客家人的悲劇性格。
　　原本客家民族不屈不撓，堅持要走「永遠的非主流」路線，如今卻在少數客家當政者的叛離與打壓下，注定終將邁向「隱形」的宿命。
　　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生為台灣人悲哀，生為台灣的客家人更悲哀，恐怕生為這些政客統治下的台灣客家人，才是最悲哀的吧！
　　原載《民眾日報》10.21，1995
　　轉載《客家》月刊６６期

　　八十年代中期，執政的國民黨在內有十信之憂，外有江南之患下，不得不放棄了維護特權的最大利器──戒嚴法。
　　回首四十年的悲情歲月裏，十六萬曾被起訴迫害者，七千多個檔上有名的槍下亡魂，卻都因取而代之的「國安法」第九條，永遠喪失了洗刷冤屈的機會，只能再回到黑暗角落中獨自飲泣。
　　根據國民黨李主席的說法，這種事我們要「一切往前看」。揮別那段「白色恐怖」的日子後，就讓我們以「黑色幽默」來面對過去吧！
　　戒嚴時代身繫囹圄的「叛亂犯」，有些確實是政治上的異議分子，求仁得仁固然可佩。但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起碼他們還明白自己為何被關，不過其他人就不同了。
　　某位作家就在獄中赫然發現，一個因收容逃犯而被關的原住民，對牢房牆上的燈泡目不轉睛；原來這是他一生中首次見過的新鮮玩意兒。連此等「化外之民」也會協助「叛亂，這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又該從何說起呢？
　　然而介於異議分子和無辜百姓二者之間，也是叛亂犯中的絕大多數，當然是那些倒楣的知識分子了。無論天下將治將亂，這種人總是最先被羅織入獄的對象。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們太愛發牢騷吧！
　　例如一位現代詩的前輩作家，某天夜裏本在大夢之中，忽然就被幾個破門而入的彪形大漢架住，接著就在房裏翻箱倒櫃、大搜特搜起來。
　　當他們一無所得，氣得七孔冒煙之際，馬上又興高采烈、樂不可支。原來他們在書架上發現了一本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後現代小說代表作──百年孤寂，作者偏偏又好死不死的叫馬奎斯。
　　特工們心想既然姓馬，又是個斯字輩的，八成是馬克斯的兄弟所寫。於是不由分說，詩人就被送入溼氣甚重的大牢中「坐溼」去了。
　　話說這位大詩人剛入獄時，整天愁容滿面，長吁短嘆，尤其當他聽到自己被判三年徒刑後，更是「鬱卒」不堪。但就在他接受感化教育後，心情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據大詩人自稱，是因他頓悟了「刑期無期」的真理，所以又恢復以前樂觀風趣的個性。也許你會認為是獄教化的成功，或大詩人信了什麼宗教。
　　告訴你，都不是。他第一次開口大笑是因為他發現，同房的獄友和他一樣罪名卻被判七年，比較起來，他竟是如此的幸運，原來那人收藏的是莎士比亞的著名劇本──馬克白。
　　有人說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是「特務國家」，這種說法未免也太冤枉了。像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蘇聯的「ＫＧＢ」，那些特務雖囂張跋扈，但在學識能力、操守廉潔各方面，絕對也在一般人民之上，所以獨裁者才能倚之治國。
　　相形之下，台灣以前那些不學有術的特工，說穿了不過是些「合法的無賴」罷了。
　　四書五經之一的《詩經》，在漢代說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為示家法，特冠以「毛」字，故稱《毛詩》。後齊、魯、韓三家皆亡佚，只剩毛氏一家獨傳；今天可見之《詩經》即是毛詩。
　　有位中文系的教授，他也是書呆子脾氣，以前過境香港時，放著一大堆叫《詩經》的書不買，偏買了本宋代歐陽修所著的《毛詩本義》，結果在進關時被Ｘ總政Ｘ處的人逮著了。
　　在那整天高喊「殺朱拔毛」的時代裏，竟有人膽大包天，企圖夾帶「毛詩」闖關，所以充分享受了的納稅人的權利，為「毛先生的詩」吃了幾天免錢飯。
　　不過比起因收藏柴可夫斯基的唱片，或者屠格涅夫的小說，以致被視為「俄國間諜」的那些人，也不能算太倒楣了。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你認為戒嚴時期橫行於台灣社會的那批人渣，會是全世界素質最濫的特務，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只要和軍中那些政工人員一比，你會頓時恍然大悟，能在社會上橫行的特務，還真不愧是「上上之選」。
　　據說二十一世紀時醫學比現在更發達，外科手術已進步到能「大腦移植」。某大醫院櫥窗中陳列著三種樣品，標價分別是一百萬、十萬和一萬。
　　有個病人看了就問：「這三種大腦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價錢差這麼多？」
　　醫生回答他說：「一萬元那種是普通人的、十萬元那種是特務的，一百萬元那種則是政工的。」
　　那病人頗感訝異地又問了：「政工的大腦為什麼特別貴？」
　　醫生就很慎重地告訴他：「因為那種大腦是全新的，從來也不曾用過的啊！」
　　當兵時正值戒嚴末期，每逢週四莒光日，就會有些「御用學者」在電視上慷慨陳辭：什麼台灣戒嚴只施行了百分之三，戒嚴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利益，主張辭嚴的人都是別有居心等‧‧‧各種「舉世無雙」的高論。
　　幸好大江東流擋不住，退伍後沒幾年，嚴還是非解不可。奇怪的是當我參加後備軍人點召時，又在電視上看到睽違已久的教授。他們仍是面不改色、義正解嚴地昭示全體官兵：什麼解嚴是國家進步的象徵、是全民一致的期望、是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等，不愧是善觀時勢的「真知卓見」。
　　害我也被這些學者搞迷糊了，當時仍在獄中的美麗島受刑人，他們不是在更早之前就主張解嚴嗎？到底是蔣經國比較高瞻遠矚呢？還是施明德等人更高瞻？更遠矚呢？
　　御用學者必須具有如此崇高的「道德」勇氣，才能不惜以今日之我，痛詆昨日之我。一般學者如果不能如此「健忘」，恐怕就永遠達不到「御用」標準。
　　但是話說回來，有才無德固然令人惋惜；比起無才又無德的「長官」們，多少還有些可取之處。
　　服役時總是被迫「恭聆」莒光日電視教學，有次節目裏座談會中，才發覺製作單位的獨具創見，竟然找了三毛女士來反台獨。只見大作家正襟危坐、苦口婆心地勸我們要「愛鄉更愛國」。
　　真不知是哪位長官如此「英明」？連一個「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作家，也可以找來昭示全體官兵「反台獨」，莫非這位長官是「台灣國」派來臥底的嗎？
　　在民主國家裏，一個人要遠行至天邊的撒哈拉，去關懷滾滾黃沙中哭泣的黑人；卻不管近在眼前的台灣，那群躲在黑暗角落顫抖的黃人。這是個人創作的自由，她當然有權這麼做。但這樣的作家也來「共襄盛舉」，台灣若不能獨立，實在是枉費長官的「一片苦心」。
　　莒光日裏除三毛外，其他能讓人如駱駝般哭泣的故事，還真罄竹難書。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三合一」敵人。
　　本來電視教學裏最常聲討的，就是共匪、台獨和黨外人士，後來也不知哪位長官突發奇想，嫌這三個混蛋每星期都要分三次罵，太辛苦了！乾脆把他們三個集合起來「同批同鬥」才方便，於是「三合一」這種敵人就隆重登場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鬥了幾十年，何以會自大陸流亡到台灣，其實不想也知道。
　　人家用的是統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我們卻是反其道而行，把主要敵人、次要敵人，甚至不必要的敵人全湊在一塊，似乎是不被人打死就不痛快。
　　咳！由這些「受虐狂」的長官領導我們反共復國，難怪共是越反越大，國卻越復越小。
　　類似這種「三合一」的笑話，如果仔細欣賞電視教學，必定會有不少的收穫。
　　例如有次播出一場「益智問題」，由各軍種代表按鈴搶答。我聽到主持人唸的題目：「自由中國的最大敵人是什麼？」
　　我直覺的反應就猜是共產主義，如果你的想法也和我一樣，抱歉！你答錯了。主持人宣布的答案是自由主義、存在主義和行為主義。真不知這些政工的腦袋是怎麼生的？何以能有此「大哉問」？
　　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有三個問題。
　　首先，既然問的是最大，答的當然只能有一個；如果答案有三個，如何能算是最大呢？莫非最大之上還有最最大與最最最大？
　　其次，既然自我標榜做自由中國，何以又視自由主義為最大敵人？到底是自由錯了呢？還是中國錯了？
　　最後，就算中國非把自由當敵人，抓來打打也就算了，何必連存在主義與行為主義，這些不相干的主義也拉來打一打。
　　拜託！軍人是用來打杖的，不是用來打麻將；連敵人也要湊成「三合一」才能開打，真有這種「寧缺勿打」的奇怪事？
　　根據以往的經驗顯示，要考察特務們智慧也不難，只要謹記「官階與智商之高低成反比」的公式，保證你就萬無一失。
　　有一個從戒嚴時代就被發明的口號，到今天陸委會那些長官仍像「大悲咒」似的，三不五時要拿來唸上一唸，就是處驚不變、裝強自禁的──三不政策。
　　所謂三不指的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實在難以想像設計這口號的人，大腦結構和正常人到底有何不同？
　　不接觸要如何談判呢？莫非國共雙方派出的代表，都是世外高人，個個皆具備特異功能；不然就是武俠小說中的大內高手，可以搞些「傳音入密」的怪招，否則不接觸要如何談判呢？
　　至於不妥協更是荒唐，不談判又從何妥協起呢？如果不談判就能妥協，那不等於投降嗎？既然不接觸就無法談判，不談判就無法妥協。
　　其實只需一不政策──不接觸就夠了，何必搞什麼三不政策，豈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不！多此二舉嘛！
　　但是談到這裏，我們也不得不嚴正指出，一個國家裏政府的水準，其實就是人民水準的總結；有怎樣的人民，自然會有什麼樣的政府。
　　依這種邏輯推論下去，有什麼樣的執政黨，自然也就有什麼樣的反對黨；能把執政黨的黑色幽默，模仿得如此唯妙唯肖，甚至青出於藍，恐怕也非反對黨莫屬。
　　前次選舉時有位在野黨候選人，既是喝過洋墨水的學者專家，又兼某某運動的理論大師，提出的口號卻令人拍案驚奇。
　　先是強調要建立東方的「瑞士」，再來又主張以某某為名加入聯合國。搞不清楚這人到底是間歇性精神錯亂突發，還是少年老成，已先得了老年痴呆症；難道他不知道，瑞士迄今也未曾加入聯合國嗎？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領悟力太低，誤解了大師的「獨」家高見。
　　或許大師的意思是說：聯合國一直希望瑞士加入，但幾次公民投票都被瑞士人否決，而台灣想進去又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因此他發明這種方法，乾脆建立個東方的瑞士，這樣就能名正言順地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有了新會員，我們也得償加入之宿願，豈不是一舉兩得？
　　也許是美國醫學太先進，這位仁兄已被移植了前面提到那種最貴的大腦，否則何以能有此「獨」家高見？
　　儘管白色恐怖的時代終將遠去，但遺留下的黑色幽默，想在台灣徹底消失，只怕還有得等吧！
　　原載《九十年代月刊》310期

　　以前修老莊課時，印象最深的是《莊子‧外物篇》中的一則寓言。
　　故事是說莊子因為家貧，只好向魏文侯借米，魏文侯卻回答道：「好，等我收齊了稅賦，再借你三百金好嗎？」
　　莊子就生氣的說：「昨天我在路上聽到呼救的聲音，仔細一看，原來是在車輒中有條鮒魚。我問牠是誰，牠自稱是東海之波臣，請我給牠一杯水活命。於是我告訴牠：『好，等我南遊吳越時，再引西江之水來接你好嗎？』鮒魚生氣的說：『我只要一杯水就能活命，依你之言，還不如上乾魚舖找我吧！』」
　　這寓言有何含意我一點也沒興趣，我想知道的只是為什麼莊子能聽懂魚說的話呢？
　　前天有機會上一個酷愛養魚的朋友家裡，終於親眼見到了她平日一再向我誇耀的寶貝──紅龍。
　　在碩大透明的魚缸中，邊緣鑲有彩色絢燦的日光燈管，底部是特殊設計的荷蘭水草，加上二十四小時不斷電的打氣裝備，更襯托出牠的華麗嬌貴。
　　然而儘管有著這麼大的缸，相對於牠長達兩尺的豐滿身軀，仍顯得窄了一些，迴轉翻身就更難了。
　　忽然我在牠肥厚的鰓鰭邊上，又發現了一隻只有巴掌大小，底色淺黃而外混鮮紅，全身佈滿著黑斑的金魚，悠游自在於龐然大物身後。好奇的好，眼光自然也就跟著那骯髒的小東西左右上下起來。
　　我好奇地問著：「紅龍我見過了，但這又叫什麼呢？」她笑了笑，回頭拿著篩子輕輕地說：「朱文錦。」
　　「名字蠻好聽的嗎？」
　　「還好啦！」
　　顯然這小東西身手還真靈活，她撈了好幾次都沒撈到。
　　「這算金魚嗎？」
　　「也可以這麼說，用鯽、金、鮒三種魚雜交生出來的，沒什麼看頭，是金魚中最賤的一種。」
　　「既然如此，你幹什麼養牠？」
　　「拜託！小管，你沒知識也要有點常識，沒常識也要懂得掩飾，誰會發瘋來養這種東西。」
　　「那為什麼會在你的魚缸裡？」
　　「先生，紅龍光吃飼料還不夠，還要吃些蟑螂等的小動物才行。但你叫我上哪去抓這麼多蟑螂，只好丟些朱文錦進去代替了；沒想到這傢伙命這麼大。好了，法網恢恢，這下你跑不掉了吧！」
　　朱文錦在她談笑間被撈出了魚缸，立刻掉進垃圾桶裡；雖然不認命地還在掙扎，嘴巴也仍舊奮力的一開一合，但顯然是剩沒多久可活了。
　　我不解的問著：「為什麼要撈出來丟掉？」
　　「這隻朱文錦太大了，紅龍沒法子吃，養在缸裡又要浪費飼料，當然要丟掉。」
　　我不服氣的又問了：「那紅龍吃的飼料更多，為什麼不撈紅龍出來丟掉？」
　　顯然她對我的愚昧加固執已有些不耐煩了，聲音也不像剛才那樣柔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這叫物競天擇。」
　　但我還是追問道：「可是這隻朱文錦已經長得這麼大了，雖然吃不掉紅龍，但紅龍也吃不掉牠，就讓牠們和平相處不是很好嗎？」
　　她聽到這裡已嘟起了嘴不再說話，我知道依往例就是代表這話題不能繼續了。所以直到離開她家前，我都識趣的不曾再提到垃圾桶裡的那傢伙。
　　其實也難怪她會這麼想，因為我們從小就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家庭背景的縣殊，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隔閡，還是來自教育環境的差異。
　　從多年前國中實行的能力分班起，就將學生區分成了「前段班」與「後段班」；如今改成了自學方案，卻也只是將學生另外分為「班前段」與「班後段」而已。
　　唉！對保守的教育當局而言，換湯就已不易，想換藥自然是更別提了。
　　或許很多人都聽過這樣的高調，說什麼功課不好的學生，可以在其他方面多努力些，像是校內的秩序或整潔比賽等。
　　無奈放牛班與小放牛班裡的學生，對繁重的智育課程大多興趣不高，要他們乖乖坐在教室裡當然不易。至於整潔比賽就更難了，以我自己國中時的經驗為例，升學班因為要早自習、課後輔導等，所以校方分配給他們的清潔區域，大多是些走廊、樓梯等水泥地；而放牛班負責的卻都是無風三尺塵、有雨一身泥的化外之地。
　　長久下來，功課不好的學生，自然也就類化成操行、整潔、秩序，反正一切都不好的學生了。
　　國中畢業後，功課好的學生進高中，等著再上大學；差一點的自然就該去讀五專、乃至高職或就業了。
　　這種教育分流政策，原本是教育當局「因才施教」的理想結局，大多數他們眼中的「壞」學生也都認命了，可是偏偏又出了意外。
　　一群不安分的五專生，畢業後不乖乖去就業市場從事技術工作，反而熱中於插班大學；而且由近年的趨勢看來，不但轉學生在各大學中人數日增，連畢業典禮時獲獎的前幾名，大多也被轉學生囊括而去；尤其越冷門的科越是如此，逼得教育當局又祭出了限制專科生插班大學的法寶。
　　原本大多是高中聯考敗下陣來的五專生，何以又能在日後轉敗為勝呢？其實原因也不外以下三個：
　　首先，轉學生比原班生多讀了一年，年紀較大，有些男生還當過兵，打工乃至就業等人生經驗都較豐富，自然比高中異業生更成熟些。
　　另外，高中生為了聯考，經過三年的暗淡歲月，一旦如願進了大學，自然是如脫僵野馬，搞社團、辦活動、談戀愛乃至鬼混，個個忙得不亦樂乎；相反的，五專生對這些「小兒科」的遊戲，大概早都玩膩了，自然讀書會較專心些。
　　其次，高中教材為了適應聯考，所用的都是教育當局的「欽定本」，這種「一家之言」，在缺乏比較和監督下，不但禁錮了學生的推理思考，也剝奪了教師的教學改進。
　　尤其是這些「欽定本」的錯誤率還真不算低，編輯老爺們卻仗著「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霸權心態，要這些人認錯又談何容易呢？反觀五專生就沒有這種顧慮，只要有機會進入大學，當然更能得心應手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考試方法的不同。聯考用的是選擇題，考的科目又令人費解，像三民主義與考生能否進大學有何關聯呢？而插班考試用的是問答題，考的又是專業科目，當然更能拔擢人才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大一新生選擇科系時，很多人只是按往年排行依序照填，我還見過有位私立大學中文系的仁兄，讀的竟是自己填的第一百多個志願，要說他對中文有興趣，那天下還有公理嗎？
　　反觀插班考試時，大多數學校都規定只能填一個志願，所以讀的必是自己最想讀的，一些冷門科系更是如此，子曰：「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功課較好些自然也是應該的啊！
　　照說五專生插班大學後，如果表現得比來自高中的原班生好，教育當局應該樂觀其成才是。
　　不過，這種發展卻改變了原本「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地位；教育當局原本要培養的是品種昂貴的紅龍，如今卻出現了漏網的雜種朱文錦，當然是大損其「主人」的面子，撈起來丟進垃圾桶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也別以為歧視五專生的做法，只是教育當局的專利。其實這種紅龍與朱文錦的差別心態，同樣存在於在野者心中；因為儘管政治立場有異，但其教育背景卻是一樣的。
　　就以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上舉行的飆舞來說吧！陳水扁市長說年輕人剛考完試，讓他們輕鬆一下，所以堅持大張其鼓地封鎖道路，來實現其「快樂、希望」的競選承諾。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七月九日所考完的只是公立高中聯考而已，緊接著五專、高職乃至私校聯招才陸續登場。
　　而根據教育當局的統計，北區公立高中聯招的錄取率僅有百分之二十六，敢問台北市政府的官員們，難道這些少數的「天之驕子」考完就算考完了，其他還在準備五專或高職聯考的考生，考完後是否也有機會在大馬路上飆一次呢？又為什麼不能等大家一起考完再來飆呢？
　　咳！從朋友家中回來後，我輾轉一夜都難眠，因為我始終忘不了那隻正在垃圾桶裡垂死掙扎的朱文錦，牠一開一合的嘴裡究竟在陳述著什麼？
　　我不是莊子，我不懂；但我敢保證，絕不會是「快樂、希望」吧？
　　原載《民眾日報》12.23，1995

　　在去年的同學會上，有位多年不見的女同學，帶著她那兩歲多的兒子坐在我身邊。孩子天真活潑的言語，充滿稚趣的一舉一動，不但讓我高興了大半天，做母親的她也感到很有面子。
　　然而就在同學會快結束前，她突然問我：「小孩很可愛吧？趕快結婚自己生一個嘛！」我也不知哪根筋不對了，竟然回答說：
　　「我只要一想到這麼活潑可愛的孩子，馬上要進入國內這種教育體制，小學、國中、高中的一熬十幾年，我就心痛得不得了。如果我自己有決定權，我一定不要投胎來這世上。」
　　她聽到這裏先是目瞪口呆，但隨後也跟著我嘆起氣來。
　　的確，我們的憲法第十一條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既然規定了講學自由，那就該有興學、招生、師資、教材等的自主權才對。
　　但教育體制卻像隻龐大的怪獸，光憑一紙行政命令，就剝奪了這一切自由。私立學校的興辦，教育部要管；設什麼系所，教育部要管；收什麼學生，教育部也要管（聯考）；中小學用什麼教材，教育部還是要管（教科書）。
　　但最嚴重也最沒道理的，則是師範教育的壟斷，使教育行政和師範體系串連成這個如今誰也制不了的怪獸。
　　教育涉及了思想的塑造，民主國家為了避免政府獨裁，往往會限制政府介入，我們的憲法第十一條條文，也很合乎這個原則。
　　然而長久以來的戒嚴心態，加上「公教合一」的奇怪體制，讓牴觸憲法的法律、行政命令和行政措施紛紛出籠，終於把教育弄成如今這樣奄奄一息；中產階級移民海外，原因最多的就是不滿台灣的教育。
　　民間那些激烈的教育改革者，他們的主張暫且不論，讓我們看看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主持，官方所認可的教育改革委員會，他們開宗明義的主題︱︱「鬆綁」吧！
　　起初教改會「鬆綁」的主題，獲得了朝野一致的共鳴，層峰礙於李院長的清望，似乎也有充分配合的動作；但沒多久，具體改革議題一出現，教育當局就又變卦了。
　　有比較鄉愿的解釋成「該鬆的鬆，該綁的綁」，至於什麼該鬆，什麼該綁，則由教育部自己決定，就是說什麼也不肯放掉既有的權力。
　　另有一種看似開明的解釋，說這叫：「鬆鬆的綁」，別讓我們的孩子死得太快，因為好死總不如賴活。但最離譜也最叫人痛心的是，還有一種解釋，說我們的教育是「太鬆了，要再綁緊點！」千奇百怪，無所不有。
　　咳！教育部自己就是最該被改革的首要對象，如今教改會卻還要空出上席，供教育部官員蒞臨指導，這種官方主導的教育改革，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依我悲觀的看法，要想從事教育改革，還是先廢掉教育部，在行政院裏設立包含民間代表的教育委員會再說吧！
　　自戒嚴時代直到今日，軍教兩種職業都是免稅的。為了維繫政權的穩固，如果說軍人是看家護院，那中小學教師則是精神洗腦師，他們稱得上是執政者缺一不可的左右手。
　　所以中小學師資的培育，一定要由官方壟斷；甚至要獨立建校，而不能設在如台大清大等的普通公立大學裏，以免被自由派學者「污染」。
　　這些在戒嚴時代的做法，我們雖然不贊同，但也能理解其動機；然而如今解嚴這麼多年了，動員勘亂時期也結束了，連總統都開始民選了，何以師資管道多元化仍遙遙無期，實在叫人難以理解。
　　當政者為了戀棧權力，利用壟斷師資以培育順民，這種作法在古代可說是司空見慣。
　　《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記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焚書坑儒時便有此但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三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如今教育行政系統到師範體系，一條鞭式的教育壟斷專制政策，也正是這種「以吏為師」的現代版。
　　有些人也許以為，不讓反對者（甚至是只有反對嫌疑者）當老師，這是暴君或法家思想的行為而已；其實這種看法就大錯特錯了。
　　《史記‧孔子世家》上說：「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另外《荀子‧宥坐篇》與《孔子家語‧始誅篇》上也說：「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
　　連兩千年後的我們都不免要問，少正卯到底是什麼罪大惡極之徒，孔子執政才七天，就非去之而後快，甚至連孔子自己的學生都大惑不解呢？
　　這個謎團在漢代王充的《論衡‧講瑞篇》裡，便有些蛛絲馬跡了。書中寫著：「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由此可見是搶學生起了仇恨。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上雖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司徒就是教育官員，然而一旦爭起學生來，下起手來也不比法家的「坑儒」輕。
　　在《荀子‧宥坐篇》與《孔子家語‧始誅篇》上，孔子對自己弟子的解釋，說他誅少正卯的動機，就像「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里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孔子還引《詩經‧邶風‧柏舟篇》上的話：「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用白話文來說則是：「我的內心憂傷又生氣，因為小人成群結黨。」
　　可憐的少正卯啊！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少正卯不當權又妄想為人師，果然大患當頭；不僅慘遭誅戮，還難逃劊子手的「小人」之譏。
　　到底少正卯被孔子所誅的罪名為何？據《荀子‧宥坐篇》與《孔子家語‧始誅篇》上記載，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堅而辟，三日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薄，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咳！不自量力的少正卯，竟敢和孔子搶學生，終於難逃「君子」之誅；若孔子不曾為魯攝相，如今「至聖先師」指的大概就是他少正卯了。
　　依孔子的說法，少正卯犯的若只是盜竊，則罪尚不及死，但因兼有五惡，故非誅不可。不過這五惡用白話來說：一是內心險惡卻深藏不露，二是行為乖張卻意志堅定，三是言論偏頗卻辯才無礙，四是認知邪惡卻學問廣博，五是對人作惡卻廣施恩澤。
　　大家不妨想想，這所謂的五惡，哪一項是有客觀標準的法條，以此來做為誅同業的藉口，和明末流寇張獻忠「天生萬物以養民，民無一利可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的七殺碑有何兩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政者不容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教書，這種歷史在中國其實是由來已久了。
　　今天在台灣所推行的師範教育，與孔子誅少正卯的心態實無兩樣。國家財政如此困難，中小學班級平均人數始終都在四十人以上，台北縣內幾家小學，甚至輪流「榮」獲世界最大的小學（所謂大是指人數最多，而非地最大）甚至有的國中還在分上下午班上課。鄉下小學的廁所有的沒沖水設備，有的空有設備卻交不起水費而不用。
　　我想不通既然教育經費如此不足，為何教育部仍堅持師範教育一定要公辦？而且要獨立設校，不能附在一般公立大學裏？最可笑的是還要給學生全額公費？教育部既然那麼有錢，為何不能改善一下中小學教育的財政窘況呢？
　　師範教育出身的人，日後又成了教育行政官員，而且是唯一的來源管道，讓師範教育系統和教育行政系統沆瀣一氣，成了個裁判兼教練再兼選手的奇怪體制。
　　一個剛出學校的師範畢業生，就敢給學生課外補習，就敢使用參考書，就敢體罰學生。教育部三令五申，要禁止惡補，參考書和體罰；但不禁還好，越禁越盛。
　　這些老師都是師範體系出身，何以教育界仍是這樣烏煙瘴氣？原因很簡單，根爛了；一株根爛了的植物，期望它能開花結果，豈不是異想天開嗎？
　　當今教育的失敗，原因則在於師資來源的單一化，以致失去了監督與競爭的功能。在教育界裏，人與人之間不是師生，就是同學，再不就學長學弟關係，這種標榜「血統純正」的名門正派，不容外面的邪門歪道來「混血」。
　　近親通婚（也許說近親相姦還更恰當）的結果，當然會產下一代比一代更畸型的「怪胎」。也難怪教育問題越演越烈，一年比一年更難收拾。
　　就拿補習、參考書和體罰這三件事來談吧！是否一定要禁，也許還有爭論空間。但既然教育部明令禁止，就該像以前的「髮禁」一樣雷厲風行，怎麼會禁不了呢？
　　而補習、參考書和體罰在校園裏，學生知道、家長知道、校長可能也知道；唯有督學不知道、官員不知道。因為他們追查的不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而是「為什麼記者會知道？一定是誰洩漏的。」難怪調查結果永遠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越禁越盛也是必然的了。
　　以上這些包庇、黑箱作業等弊端，其實在軍中也差不多；然而不同的是，三軍官校年年招生不足，因為沒人肯去幹，我們也不忍心去批評。但教師則不同了，大家擠破頭的想當老師，教育部卻偏偏要用師範體系來限制，花大錢而惹巨禍。
　　近來國高中校內暴力橫行，校外飆車當道，很多人都建議教育部讓專業心理輔導人員進駐校內。但教育部卻表示，輔導教師正在加緊培育中，意思說還是要由師範體系來培養，就是不肯直接進用一般大學心理、社工等系的畢業生。
　　待這些師資由師範統培育出來時，也許我們就和李後主一樣，「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教育部「惡紫之奪朱」，堅持不讓非師範體系出身的人任教；即使心理輔導這些師範系統原本沒有或不夠的師資，仍抱持「亡國事小，失權事大」的心理在阻撓。
　　想想看，普通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修了一百多個專業學分，卻不能教國中國文；另外一個師大體育系畢業生，只要修二十個輔系學分就能教國文！師範教育能好到這種文武雙全、體育變國文，學分「以一抵五」的境界嗎？
　　即使「師資培育法」修正通過已兩年多了，教育部仍以行政命令做手段，拖拖拉拉至今，就是不肯讓一般大學設置教育學分。（至一九九五年七月底止，仍無任何一所師範院校和政大以外的大學，能獲教育部核准設立教育學分）咳！教育部之心，何止路人知，恐怕連外星人都能知。
　　一個醫生要為病人看診，需要經過實習、住院醫師多年的磨練；但身為「人性工程師」的教師，卻只要師範院校一畢業，立刻就派到學校任教。雖然名義上是「實習」，其實一切的權利義務都和正式老師一樣。
　　當然，如果師範院校的畢業生真有這種水準，我們也沒話說，但請大家看看以下資料。根據教迶部自己所公布，八十三年學年年度上學期各校退學人數表，逢甲大學有三Ο二人，淡江大學二八三人，文化大學一七九人。
　　反觀師範學校裏，台中、台南、台北、屏東、新竹、嘉義和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這七所師範院校，竟然一個退學生也沒有，是其他大學特別破爛？還是這幾所師範院校特別優秀呢？實在叫人不解。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更是使人絕對的腐化。教育行政與師範教育的串連，以致毫無監督功能，一個學生也淘汰不掉，全都能「為人師表」，這還沒什麼稀奇，教育部對師範院校升格時的審核，才真是「今古奇觀」。
　　國內銘傳、世新、實踐等專校，為了升格成學院，花了快三十年工夫，教育部才不甘不願的勉予同意；但師範學校由高職一跳為五專，再跳為學院，全憑教育部一紙命令就通通有獎，全數過關。
　　其他幾所私立專校，教育部說他們校地不夠，逼著他們四處購地，不小心還買到水源保護區去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台北師範學院和市立師範學院，與這幾所私校一比，校地誰大誰小，根本毋須測量，光憑肉眼就能分辨，為什麼他們就有特權能升格呢？
　　當然，教育部說師專升格是為了提昇小學教師水準，讓他們都能有學士資格，只好不待各校評鑑結果，直接以「政策」通過一律升格。
　　但奇怪的是，這樣升格最快也要四年才有畢業生。既然提昇小學教師學歷這麼重要，這麼迫不及待，為何不先開放一般大學可以修教育學分，如此豈不只要一年就能達成小學老師須大學畢業的目標嗎？
　　何以教育部要捨近求遠，還多花好幾年師範生的公費，這些公費都是民脂民膏，官員們用這些錢時會心安嗎？
　　教育部對私校升格用的是「法律」，對師專升格用的則是「政策」，至於為何對這些人用法律，又為何對那些人用政策，就全看育部高興了，這根本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嘛！
　　再看看私校為了使三專升為學院，淘汰了多少老師；反觀師範學校由高職變五專，再由五專變學院，這些升格過程中，到底淘汰了幾個老師呢？
　　就和淘汰不適合的學生一樣，這種「清理門戶」的動作，在師範院校裡極難見得。要師範學院淘汰不適合的師生，標準還真「嚴」啊！教育部對師範院校與其他學校的監督，不愧是律己甚「嚴」，待人甚「寬」，可敬！可佩！
　　教育行政與師範系統的串連，使教育界成了台灣最封閉、最獨裁也最蠻橫的團體。學生五十票不如老師一票，老師五十票不如校長一票，當然啦！依此類推，部長十幾票不如院長一票，院長五票又不如某某人這一票；總之，一切全要看這一票。
　　美國的教育學大師杜威說：「生活即教育。」反過來說：「教育即生活。」看我們的教育就能知道我們過得是怎樣的生活。
　　讀到這裏很多人也許和我一樣，對制式教育的前途不再樂觀。的確，希望教育當局放棄既有權力，呼應教改會「鬆綁」的教育原則，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嗎？就像滿清末年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一樣，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相傳以前岳飛治軍時，民間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俗諺；如今要求教育部對教育「鬆綁」，我看絕對是「撼山易，撼教育部更難」吧！
　　原載《民眾日報》10.7-12,1995
　　轉載《人本教育札記》７８期
　　轉載《主婦聯盟月刊》９８期

　　不健忘的讀者應該還記得，幾年前以台大為首，各校風起雲湧的「學生會會長普選運動」吧！國民黨說以前大陸因為這樣這樣，所以那樣那樣；民進黨說人家美國就是那樣那樣，結果這樣這樣。
　　當然啦！大江東流擋不住，現在各校學生會會長都改成普選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既沒有出現國民黨所謂的「人間煉獄」，也沒有達到民進黨標榜的「美麗新世界」；大部份學校反而面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誰肯來登記參選呢？
　　以往的威權時代，校方在註冊時代收會費，保證沒人敢拖延，甚至拒繳。如今各校不再插手這事，經費來源就看學生會自己的手段了。
　　姑且不談規模龐大的學生會，就以各系系學會來說吧！系學會是不是等於一般社團？能不能隨學生個人意願決定是否參加？不願交費的同學理由常是「學會是幹什麼的？做了什麼事我怎麼沒看到？」
　　的確，到底要做什麼才算有做事呢？去年我讀的中文系，不知為何鬼迷心竅，由學會規劃了兩場演講。主講人也算是台灣文壇的知名作家，而且又是系上畢業的學長；時間、場地、乃至宣傳海報等事前準備都還不錯。
　　然而當天的會場用「門可羅雀」來形容有些不妥；因為一場雀戰至少也要有四個人，當時觀眾卻是「三缺一」。恰巧隔壁教室有某大化妝品公司來開設美容講座，觀眾爆滿到了場外，我想拉幾位「向隅」的同學。
　　不過這年頭大家講究的是「金玉其外」，誰管他什麼「敗絮其中」呢？利誘當然不能得逞。還好有位老師仗義相助，用威逼手段把選修他「現代詩」的同學調來聽講，總算場面不致太過尷尬。
　　系學會的活動就這麼難弄，上萬人的學生會就更別提了。為了證明學生會有做事，於是一場校園熱門演唱會開鑼了。只見天剛破曉，工人們叮叮噹噹的搭建舞台、架設燈光；黃昏時分，各大明星按序登台。
　　他（她）們也弄不清這是什麼學校，不過這並不重要；只須拿起麥克風，「你們高不高興？」「跟我一起來好嗎？」台下的人自然就會熱淚盈眶，手舞足蹈。不得安寧一夜後，跑完場的明星走了；次日清晨，校園又回復往日的平靜，工人們早就連夜拆了舞台運往他校。
　　至於滿地的垃圾，在飽嘗露水後，若沒有辛苦的工友伯伯，只怕又要享受日光浴了。到底是次「垃圾三溫暖」？還是場「劫貧濟富」的遊戲呢？
　　如今的大學裏，不再有調查局或警總的「線民」，掛羊頭賣狗肉的「孔××辦公室」（國民黨校內組織）也夾著尾巴逃了，以「救國」為名的吃喝玩樂團不再活躍，我看訓導處、教官室再不多久也該壽終正寢了。
　　但我們這些被社會寵慣了的「天之驕子」，是不是也該想想，失去了那些「美麗的擋箭牌」後，未來的走向又是什麼？是通俗、庸俗、還是低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原載《台灣時報》08.18,1994

　　健保實施後各大醫院的醫生紛紛自行開業，街上一下多了一大堆新診所，激烈競爭下其中有家掛了個新招牌「保證台灣醫術第一」，果然來掛號候診的病人就多了些。
　　隔壁的診所不甘示勢，也換了塊招牌，病人又紛紛流向他那兒，因為他招牌上寫的是「保證世界醫術第一」。
　　對門的醫生最聰明，他的新招牌一掛出，另外兩家立刻門可羅雀，原來他招牌上只寫「保證本行醫術第一」。
　　在過去戒嚴時代，選舉是台灣人最自由的言論假期。各種平日一說就會倒大楣的話，此時都能自由自在地有話就說，有屁就放，而且說多了不累、放錯了無罪，讓人無法想像這裡是全世界戒嚴最久的國家。
　　但隨著政治強人的消逝，從政人士「因言賈禍」的情況卻依舊，唯一不同的是以前說錯話是禍己殃家，如今卻成了禍國殃民。說話的人沒事，倒楣的就是我們這些永遠死不完的死老百姓了。
　　國民黨偉大英明、永不會錯的主席李老先生，秉持鄰家歐里桑的「快人快語」精神，平日就已充分享受了「言論自由」，一到選舉假期，老先生更是開心，強大如美國、專制如中共，他們的領導人也會羨慕我們總統的言論無限免責權吧？
　　你看他對外能向記者暢言「獨立」，對內又能宣布北縣發放老人年金，還說幾千萬就夠。反正嘴長在他下巴上，只要他開了口就算，至於如何兌現，那由文工會來負責。
　　你看過了幾天文工會才提出解釋，說大家都誤會了，主席只是對台下那些老人說，所以幾千萬就夠。咳！不懂腦筋急轉彎的人，還真搞不懂國民黨的「笑話」呢？
　　然而無論國民黨如何亂搞，黨主席再怎樣信口開河，總還能長保政權。除了「李登輝情結」能讓反對黨高呼「總統英明」外，更大的原因是民進黨的領導人物們言論更加自由。
　　例如許主席竟能以「個人」身分主張「三通」，雖然我也贊成三通，但民進黨目前為止政策上是反對，如果許信良有不同意見，應該先循黨內途徑反映，如果擅自對媒體放話，那與國民黨發言人用立委兼學者身分，攻擊同黨政務官的政策一樣荒謬，不是嗎？
　　不過，許主席的「口不擇言」固然可議，但他隨即得到了報應。因為他們黨內的更「大」老彭先生，竟為他扣上了「通匪」的帽子。自從國民黨不再提「保密防諜」後，已經好久沒聽到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名詞了，而且還是出自當年的政治受難者口中。
　　如果政治鬥爭要波及在學子女，到北京讀書就算中共同路人，那同理可證，去美國讀書就是美帝的洋奴，去日本留學就該是四腳仔的走狗吧！
　　當然，要比賽如今台灣誰的言論最自由，大概非我們陳大市長莫屬了。你看他老兄與「友」黨主席聯手，逼得馬英九退選辭職後，還不忘告訴大家，他的對手不是姓貓姓狗的。
　　新黨候選人一哭，他就說是「哭爸哭母，哭到帶衰」，卻不想想當年他坐牢時，尊夫人是如何選上立委的。
　　飛機摔下來他哭國防部長處理不當，拔河斷臂後卻讓手下辭職來棄車保帥。颱風死了十多人，他在美國渡假，卻說買不到機票。陳進興流竄台北四處作案，他卻忙著全島巡迴助選，或是出國展開城市外交。
　　唉！倒楣的台北市民，何時才能讓我們的台北市長，別當什麼台灣市長或世界市長，就安安分分的先當好台北市長吧！
　　原載《九十年代》334期

　　南部鄉下有個視錢如命的土財主，每天想的都是怎樣多聚歛些不義之財。但他雖有錢，卻沒見過世面，連台北都不曾來過。
　　有天他用三千元為代價，請一位同鄉帶他來台北。同鄉看在錢的分上，就問他要去台北哪裡。土財主給他一個地址，按址找到了地方，才發現是家西服店。
　　土財主二話不說走了進去，一見老闆就問：「聽說我兒子某某某，三年前在你這做了套西裝，到現在還沒付錢。」
　　「沒錯！」老闆喜出望外「您是來替令郎付款吧？」
　　那位同鄉也以為誤會了土財主一心貪財，感到慚愧萬分「從前都錯怪了他，原來.....」
　　不料土財主接著又說：「我想學他那樣，也做套西裝。」
　　台灣近來媒體最熱門的新聞，就是我們偉大的蔣公，究竟是如課本中所說的偉人，還是他兒子所說陽痿的人。
　　別國的總統就只是陽春總統，唯有他老人家非逼別人要稱他蔣公。如今禍起蕭牆，家裡老婆動口、小孩動手，掀起了這段宮庭祕聞。不待狗仔隊挖糞，他的寶貝兒子就讓他由蔣公晉昇為了蔣公----公。
　　坦白說，台灣媒體不去清算蔣介石在白色恐怖時的血腥整肅，欲熱中於老婆偷人、兒子雜種的八卦新聞，這確實是台灣人民格調低劣、媒體自甘墮落的最佳寫照。
　　我們又不能劈棺替兩蔣做ＤＮＡ比對，無論他們是不是親生父子，都已聯手把台灣政壇搞得七葷八素、穢爛不堪，就算沒有任何血緣關係，難道能減輕其罪孽的千萬分之一嗎？
　　兩蔣父子在內戰中敗北，流竄到台灣後若能痛改前非、知人善任，即使無法再逐鹿中原，也絕對可以偏安一隅，給百姓稍加喘息。
　　無奈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老兄為了壟斷權力，生前用特務勵行血腥統治，死後又遺傳給「親」生兒子，不但把台灣政壇搞得好人絕不來、來的絕不好。他的鷹犬才幹差點也就算了，人品（抱歉，用這名詞來形容衣冠禽獸是有些不妥）更是卑劣的舉世難尋。
　　在這些馬屁精的勤拍硬拍下，街上的狗屎都沒他老兄的銅像多。小學課本裡還要加上他老人家天賦英明，小時候去河邊看魚逆水向上游的神話。如今換李登輝當家做主後，這段鬼話就成了戒嚴時最令人難忘的笑話。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蔣介石指揮手下的鷹犬，不斷興起造「神」運動，要百姓將他看做神膜拜，不料屍骨未寒，就成了百姓眼中的神----經病。
　　他把自己裝扮得英明神武，如今騎馬的銅像傾倒了、生鏽了、國小校長有的將他送去廁所前站崗，有的將他丟入垃圾堆棄置。不僅他的神格被否定，連他「做人」的能力都被他的老婆兒子否定。
　　古代的太監也只是被一刀砍去是非根，他老兄卻是多災多難，先是被火燙傷、塗了豬油去拉野屎又被狗咬掉，這段火燒、塗油、狗啃的悲慘故事，不是出自白色恐怖時被殺戳迫害的民主人士或無辜百姓筆下，而是他兒子轉述他老婆的說法，莫非天道好還，要替大家出口「鳥」氣。
　　不過，儘管兩蔣父子的獨裁專制，把自己神化的無懈可擊，一旦入歸塵土，仍難逃火燒、塗油加狗咬的鬧劇收場。專制政權的領導者，無論用再多的馬屁精吹捧、再兇的鷹犬助陣，今天的神話，還是會變成明天的笑話。
　　當年只敢坐三分之一板凳聽訓的奴才，如今卻抨擊外來政權、歌頌天皇陛下，又以台灣精神自居的總統；或是公開以掃除電玩英雄自豪，私下又讓電玩商人一起陪同出國的市長。
　　如果你們的統治心態和那個土財主類似，一心效法老蔣的愚民政策，也想學他那樣無法無天，將來天道好還，火燒、油塗加狗咬的日子就等著你們了。
　　原載《九十年代》333期

　　驢子和駱駝都是沙漠裡的活躍分子，有一天牠們為了誰是沙漠中最有耐力的動物而吵了起來，於是牠們決定舉行一場耐力競賽，由猴子來擔任裁判。
　　比賽一開始，駱駝就耐著饑渴，連呼吸次數都減到最低，以保持最大的耐力；而驢子卻恰好相反，牠不斷地大吼大叫，以顯示自己的英雄氣慨，結果沒多久驢子就敗下陣來。
　　當猴子把比賽獎牌頒給駱駝時，驢子在旁就抗議：「牠算什麼冠軍，比賽時連叫都不敢叫一聲，牠哪有資格領獎牌。」
　　猴子卻只是笑著回答牠：「先生，這場比賽是比耐力，不是比誰最大聲啊！」
　　國民黨自戰後統治台灣迄今，長達半個世紀。加上前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兩個獨裁政權掌控台灣一百多年了。
　　而這三萬多個日子以來，台灣的反對運動者，無論用和平或是武力的手段，也不管是訴諸人民自省或藉助外力支援，始終無法撼動既得利益者的壟斷政權。
　　河洛諺語嘲笑台人「放尿攪沙不做堆」，而自認代表人民良知的反對運動者，何以在選舉中永遠得不到人民的多數支持，這確實是在野黨，尤其是民進黨這些政客們，應該嚴肅思考的一個課題。
　　去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被李登輝壓倒性獲勝後，黨內又起了一陣大搬風。泛美麗島系龍頭許信良重出江湖，成了該黨主席選舉中永遠的東方不敗。
　　但就算真是東方不敗，也不能永遠只在黨內當教主，偶爾也要出去外面傳點福音。於是他老兄不惜御駕親征、夜奔敵營去覲見「友」黨主席，才結束了草山之上的那場國大修憲鬧劇。
　　如今李主席挾勝利之餘威，又去中南美洲做散財童子；而留在國內的許主席，自然也不甘寂寞，於是駭人聽聞的政黨自肥案又將墨粉登場了。
　　早在國發會如火如荼地上演時，國人就猜測兩黨間必有暗盤交易，結果在國大修憲時就曝光了。
　　原本民進黨一直叫囂要廢國，沒想到修憲時卻又投票贊成國代加薪擴權，而換來的則民進黨一心想要的政黨補助金。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算是偽君子，也該用些旁門左道。如今國民黨翻險不認人，仗著黨營事業的財大氣粗，不領政黨補助金；新黨領或不領，仍在該黨內做路線爭執。
　　唯有民進黨內毫無動靜，各派系為了爭權奪利，關起門來可以大打出手，但對這種以往痛責國民黨的「國庫通黨庫」，卻能有志一同的先領了再說。
　　以往他們嘲笑戒嚴時的民、青兩黨是廁所裡的花瓶，但領反共宣傳費的民青兩黨，只是些不敢為大惡的花瓶，如今的民進黨領錢的嘴臉，根本就連廁所的花瓶也不夠格，只是廁所裡的垃圾桶而已。
　　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對指責他們的新國家陣線立委，說他們是兩面人，既然自己拿錢，何以反對民進黨領錢。
　　然而選罷法對個人補助，是依憲法對清寒之士參政的保障；而政黨補助，就算要立法，必須先修憲承認政黨的地位，接著再依政黨法對發放，使用做完整的規範。
　　但民進黨要錢不要臉的立院休會前的三更半夜，通過自肥條款，而且是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發放，還溯及既往，從上次選舉開始算起，這和「搶錢」何異？綁架白冰冰女兒的陳進興、高天民等嫌犯，要的錢也沒這些人多啊？
　　許主席開口閉口就是歐洲先進國都有，奇怪的是修憲時我們說西歐有內閣制，他是充耳不聞；如今拿錢就想到了西歐各國。民進黨整天喊著美國美國，如今搞政黨補助時，就忘了他的老祖宗美國人可沒這套。
　　假如民進黨只要和國民黨比誰比較不爛，那我呼籲選民投票時睜亮眼，國民黨再爛也只不過像現在這樣，民進黨就不同了，還未執政就敢這樣。拜託偉大的許主席，我們不是來看你和「友」黨李主席比大聲的啊！
　　原載《九十年代》3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