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宮廷政治家庭的馬總統,以及他所重用的同類型官員,至今大概仍無法想通,過去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民間一片叫好、在野黨無人敢擋;現在簽兩岸服貿協議,開放了這麼多項服務業,大多數人也都乖乖認命;為何到了最後關頭,卻因出版業力挺印刷業,引爆了累積已久的民怨,各行各業串聯抗議,如今連身兼黨職的立委都不敢公開護航?

  馬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太差、薛琦對出版生態的無知、王郁琦對國會議員的高傲、龍應台對出版業務的失責等等,固然也都是原因之一。但馬總統與其相同背景出身的官員與幕僚,因為同質性太高,以致完全不懂台灣出版業裡的中小企業,與印刷業裡的「五一工廠」之間,還有著利益之外的革命情感。

   什麼叫「五一工廠」?就是戒嚴時代那種一間房子(機房)、一台機器(單色印刷機)一個老闆(就是外務兼業務)一個師傅(負責印刷)還有一個學徒(負責打雜與吃蛋黃)的工廠。

   至於為什麼學徒要吃蛋黃?因為製版要用蛋白版,在化學合成劑尚未普及前,大家用的都是真的蛋白。但用了多少蛋白,也就會剩下多少蛋黃,丟了太浪費,只好留給學徒或送鄰居吃。因為蛋白在空氣中太久,就會臭得比尿還刺鼻;用真蛋白製版的印刷廠,當然就必須常常「敦親睦鄰」。

  既然印刷廠這麼惡臭難耐,旁邊為什麼還會有鄰居?而且這些鄰居還很「死忠」,因為環保標準提升,他們要跟著印刷廠一路從西門町搬到萬華、搬到雙園區,再搬到對岸台北縣的板橋中和。

   關鍵就是那年代的小孩,沒有超商、速食店或加油站等這些可以打工的地方,大部分人家裡也都沒有室內電話,只有住在印刷廠附近的小孩,才有打工或當學徒的機會,例如摺紙(台語說的凹紙)、裝釘,甚至靈巧一點的的還能撿字、拼版。

  出版是個艱困產業,絕不是今天才有的說法。戒嚴時代有個說法:「要害一個人,就勸他去搞出版。」一旦誤闖險境,很容易讓你絕命於囹圄刀鋸之間。這些印刷學徒出身,後來成為「五一工廠」的老闆,相對於那些官商勾結與紙廠操控的大印刷廠負責人,有著更多的正義感與同理心,很多知識份子的想法以及黨外人士的理念,才得以有機會面世。

    例如現在位於中和的松霖彩印,老闆蔣進興先生從戒嚴時代起,就不理會特務的威脅騷擾,堅持承攬黨外雜誌與異議人士的著作,甚至在遭查禁後,還願意分擔一部分的金錢損失。民進黨執政後,黨外編聯會的一些作家或編輯,成了當朝新貴或阿扁的機要幕僚;但幕後默默奉獻的印刷廠,卻依然在自己的崗位上數十年如一日。

  馬總統與其手下或許一相情願的以為,陸資的印刷廠抵台後,能讓印刷費用降低,出版業一定會支持開放。但事實剛好相反,我們不相信帶著對岸官方資本登台的「印刷」業,會乖乖在印刷機旁,而不染指上游的出版與下游的通路,這是反對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這些「五一工廠」在人權史上的重要性,這也就是馬總統與其手下永遠無法理解的歷史背景。

   
原載《自由時報》6.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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