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井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聽來這話有些誇張，但翻開戰後的台灣文學史，反共文學在意識形態掛帥領導下，小說必須訴諸簡單的是非善惡概念，宣導勤儉樂觀，乃至服從領袖、配合政令。對充滿挫敗、悲情的歷史、若非能避則避，就是輕描淡寫。
在學院派中，現代主義標榜與歷史決裂；文學市場中，鴛鴦蝴蝶派的作者為明哲保身，更是割斷了筆記小說的傳統，只寫些男女情愛。
華文小說中的歷史情境，在時代的戲弄下，恐怕只有金庸和高陽兩人足以承襲，並且光大了。
高陽小說的暢銷，絕對不容忽視；但在盛名所累下，學院派的評論者，對他們的小說，往往僅是將之歸類於「通俗文學」中而不予置評。周棄子先生曾以七言絕句題贈於高陽小說卷首：
「傾囊都識酒人狂，煮字猶堪抵稻梁；
還似屯田柳三變，家家井水說高陽。」
由此可知高陽絕對是個職業作家，而且還是書市中的長銷兼多產作家。因為這種「著書全為稻梁謀」的定位，學院中人往往忽略了高陽本身豐富的歷史涵養。又因戰亂而失學，高陽終其一生也無法通過學院的檢定，以致晚年在「自封野翰林」的自嘲裏鬱鬱而終。
高陽對清史及紅學的深厚造詣，在蓋棺而不被肯定中，自當長眠九泉而隨時俱滅。
屈原〈離騷〉首句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太史公雖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但由字裏行間，我們仍能想見詩人心中的滿腹牢騷。
在現實世界充滿牢騷又無計可解下，屈原將自己身世寄託於遠古的黃金國度-帝高陽（顓頊）時代。而小說家高陽一面以抽絲剝繭的尋繹窮究，藉以洞察歷史演進的過程；另一方面又不甘於正統史官「立足本朝」的自限，使創作受到拘束藩籠。
故以高陽為筆名，一可見以小說重塑歷史的偉大企圖，二可見效五柳先生以無懷葛天之民自居，將歷史小說做為抒寫牢騷的桃花源。高陽之名，豈無深意乎？
我因家境不裕，致少年失學，沈浮人海；於米珠柴桂之社會，為圖溫飽，日夜奔波，勞碌多時。僥倖於而立之年，弟妹皆畢業後，才得以重入上庠，攻讀文史。回首往事，不勝欷歔。
見年紀較弟妹輕之同窗，上焉者，勤抄筆記、一字不漏，考試時以「影印機」自命，將答案抄還教授以獲高分。下焉者，醉生夢死、吃喝玩樂，以「自強活動」為名，行頑日愒歲之實。學院中人，或不覺有術（騙術）、或學多識少。
限於天資，我雖非懷才，卻為高陽之不遇抱屈。杜少陵詩曰：搖落深知宋玉悲，恨無如椽巨筆仿工部詩，可為「小說家者流」翻案。念天地之悠悠，只得獨愴然淚下矣！
一九八七年八月，遠景公司出版之「高陽全集」序文中，作者自稱創作量保守估計已達兩千五百萬字，出書六十部以上。若再乘上其銷售量，在華文大眾讀物史上，確實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
然而若以純文學為立場，將高陽小說置於學術標準下討論，就必須割捨甚多。因為：
第一，高陽是職業作家，小說往往先經副刊連載，最後再結集出書。報紙的廣大銷售量，對職業作家之名利皆有保障。但報紙與文學卻有三大砥觸：
一、報紙有篇幅限制，每日連載小說一段，不免有時割裂、有時敷衍，與文學強調之整調之整體結構不合。
二、報紙訴求對象為廣大群象，曲高和寡之作（尤其長篇連載小說），勢將不免遭割捨。縱是成名作家，創作時亦不免有所顧忌。
三、報紙是全世界折舊率最高之商品，今日報紙即明日廢紙，朝生夕死與強調須經時間考驗之文學不同。
第二，高陽限於環境，終其一生只能在中國文學歷史傳統裏打轉，沒有與西洋、東洋等其他異文化的接觸經驗。雖然高陽來台之初，也曾創作過現代小說。但無論就質或就量而言，成就終是有限。
在中國的傳統論述範圍，高陽不能被視作保守拘泥。但缺乏異文化的刺激，小說中沒有文學美學講求結構要求；再加上且刊且寫的時間壓力，以致受到「跑野馬」、「挾泥沙」、「牽絲攀藤」、乃至「顧左右而言他」的嚴厲譏評。
第三，高陽未受現代學院教育之薰陶，以至治學、尤其論學仍具傳統文人性格。無文憑雖是環境悲境，但老一輩無文憑得以任教上庠者亦夥；高陽之不遇，主因在其性格悲劇。
高陽曾在台大中研所教授讖緯之學，亦曾於世界紅學會議宣讀論文，何以未能在大學中任教呢？
一則他效清高宗看不起「不讀書之貴人」；即使學生求教，若基礎較差亦不假辭色；不知循序漸進，難以適任教學工作。
二則論學常不按牌理出牌，致遭「狗咬尾巴團團轉」之譏。《高陽說曹雪芹》書中〈紅樓夢中元妃係影射平群王福彭考〉一文，竟以紅樓夢作者「錯得太明顯了，索性再多錯些」為結論。此種情緒化的論學態度，自不免被人視作「強辭奪理」。
就文學作品及學術著作而論，高陽有此三大缺陷；故研究高陽其人其書，自當更加謹慎取捨。我原計劃將研究分成三項。
首先是高陽小說之現實意義：《胡雪巖》、《紅頂商人》、《燈火樓台》三書，深入探討晚清政治之流弊，以及官商勾結的歷史背景。
高陽曾感慨自己著作「浩浩如江河，挾泥沙而俱下。」他基於家學淵源，另外對方志及筆記中資料的嫺熟，因此晚年有關清代內幕小說，敘事如行雲流水，情節環環相扣、絕無冷場。
反之早年寫漢唐之作，節奏則步調不一，時促時滯，其差距則在斷代史資料的掌握有精疏之異。高陽重塑歷史的雄辯技術，正是來自於此。
其次則是高陽的詩學：高陽一生最自傲的即是《高陽說詩》一書，榮獲一九八四年中山文藝獎。對這位「素人作家」而言，也是生前唯一來自學術界的肯定。
高陽雖也作詩，偶亦填詞；然數量不多，又未集稿成書，質量皆不足觀；但其論詩之文，則可謂自成一家。不僅因理論紮實而獲獎，其文章本身之美，如論律詩聲律之美部分，較王了一、郭紹虞等人論詩律之文，更可見其文筆老練；縱王漁洋、翁方綱等清代詩人論詩律之文，相形之下亦不免失之呆滯。
且其書中說詩時時特有之史學材料，如〈玉谿生無題詩之發微〉等，更是他人論詩者所不及。
我曾將寫作計劃口頭就教 潘師石禪先生， 師告以：「為學之道，寧可小題大作，切勿如脫疆野馬般大題小作。」因此，我將原計劃中的前兩項暫時擱置，專心致力於第三項之研究。
高陽對紅學浸淫之深，世所公認。其小說代表作《紅樓夢斷》四冊、《曹雪芹別傳》二冊、《三春爭及初春景》三冊及《大野遊龍》三冊。
高陽自稱：「我的重點是擺在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前因後果上。」（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因「此對一個文藝工作者而言，曹雪芹如何創作了賈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賈寶玉這問題，更來得有趣。」
所以這套書「絕非紅樓夢的仿作」（二語見自〈我寫紅樓夢斷〉）而且「並非作紅樓夢內容研究的學術論文」。（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
從這十二本書長達七年的創作歷程來看，基本上高陽自己的說法可以成立。由《紅樓夢斷》創作之初可見，人物角色與紅樓夢確有對應關係。
如李煦即賈珍、李鼎即賈蓉、鼎大奶奶即蓉大奶奶、曹太夫人即賈母、曹頫即賈政、馬夫人即王夫人、芹官即寶玉、曹政即賈璉、震二奶奶即璉二奶奶、季姨娘即趙姨娘、堂官即賈環；就連丫鬟配置也有關，春雨即襲人、小蓮即晴雯、秋月即鴛鴦、楚珍即金釧、錦兒即平兒。
但自《曹雪芹別傳》起，亦即曹雪芹青年時代起，高陽顯然跳脫了《紅樓夢》本身的桎梏。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寫《曹雪芹別傳》這一篇歷史小說。」（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
嫺熟史料的高陽，撰寫曹雪芹的故事，花了十二本書的巨大篇幅，卻在主角創作紅樓夢之前突告結束，完全不寫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中所謂「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及「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的過程。
與學院派作家吳恩裕、周汝昌以及作家端木蕻良、所寫有關曹雪芹之傳記或小說大不相同。不欲重複前人所說，以此自成一家之言，於是創作小說。
不欲重複前人所說，以此自成一家之言，故是創作小說之基本原則。但我以為高陽對紅學、曹學乃至李學的特有見解，才是他堅持標新立異的主因。
高陽尚未發表小說前，早在一九五Ο年來台初期，聽了胡適的演講，就發表了〈曹雪芹對紅樓夢的最後構想〉，至一九七七年收錄了八篇紅學論文，集結《紅樓一家言》出版，這是高陽對紅學的第一本學術論文集。（部分發表於報上的也可歸為雜文）書中高陽自稱：
我一直向胡先生的看法。為紅學之文學走向請命，故強調「紅樓夢不是推背圖，曹雪芹絕無理由做謎讓人來腦筋。」
宗法胡適的「樸學」精神，是高陽的紅學見解。書名「紅樓一家言」，要承襲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壯舉。其志向雖大，坦白說卻名不副實。
高陽真正「一家之言」，是在一九八Ο年首屆世界紅學會議中，石破天驚的提出「元妃影射平郡王福彭論」。
一九八三年高陽的第二本紅學論集《高陽說曹雪芹》，其中龔鵬程教授〈遙指紅樓〉一文中，高陽甚至說：
「那些文章都在聯經出版的《紅樓一家言》裡，現在看來當然會有些錯誤處。但我從不諱言，學術是天下公器，我不僅希望得到旁人的批評指正；我自己更是不斷尋求突破，不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
高陽一生恃才而驕，從不服人，何以如今不僅認輸，且不惜推翻自己過去論點呢？
以命理解紅樓，既非首創，也非獨具。第五回金陵十二釵冊頁，甲戌脂批則曰與「推背圖」有關。舊紅學時期張新之也以五行八卦解紅樓，王*甚至揚言紅樓為讖緯之書。既然以命理解紅樓由來已久，何以高陽之紅學會淪為「一家」之言（僅此一家自言自語）。
小說《紅樓夢斷》中賈珍影射李煦論，紅學界中支持者不乏其人，皮述民甚至揚言：「蘇州李家半紅樓」。
但高陽的「元妃影射平郡王福彭論」則無人聞問，其中關鍵何在，限於篇幅，無法再述，有興趣的讀者，煩請靜候拙著《紅樓夢囈》問世後，便可知其詳情矣！
原載《台灣新聞報》 12.13，1995
在學院派中，現代主義標榜與歷史決裂；文學市場中，鴛鴦蝴蝶派的作者為明哲保身，更是割斷了筆記小說的傳統，只寫些男女情愛。
華文小說中的歷史情境，在時代的戲弄下，恐怕只有金庸和高陽兩人足以承襲，並且光大了。
高陽小說的暢銷，絕對不容忽視；但在盛名所累下，學院派的評論者，對他們的小說，往往僅是將之歸類於「通俗文學」中而不予置評。周棄子先生曾以七言絕句題贈於高陽小說卷首：
「傾囊都識酒人狂，煮字猶堪抵稻梁；
還似屯田柳三變，家家井水說高陽。」
由此可知高陽絕對是個職業作家，而且還是書市中的長銷兼多產作家。因為這種「著書全為稻梁謀」的定位，學院中人往往忽略了高陽本身豐富的歷史涵養。又因戰亂而失學，高陽終其一生也無法通過學院的檢定，以致晚年在「自封野翰林」的自嘲裏鬱鬱而終。
高陽對清史及紅學的深厚造詣，在蓋棺而不被肯定中，自當長眠九泉而隨時俱滅。
屈原〈離騷〉首句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太史公雖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但由字裏行間，我們仍能想見詩人心中的滿腹牢騷。
在現實世界充滿牢騷又無計可解下，屈原將自己身世寄託於遠古的黃金國度-帝高陽（顓頊）時代。而小說家高陽一面以抽絲剝繭的尋繹窮究，藉以洞察歷史演進的過程；另一方面又不甘於正統史官「立足本朝」的自限，使創作受到拘束藩籠。
故以高陽為筆名，一可見以小說重塑歷史的偉大企圖，二可見效五柳先生以無懷葛天之民自居，將歷史小說做為抒寫牢騷的桃花源。高陽之名，豈無深意乎？
我因家境不裕，致少年失學，沈浮人海；於米珠柴桂之社會，為圖溫飽，日夜奔波，勞碌多時。僥倖於而立之年，弟妹皆畢業後，才得以重入上庠，攻讀文史。回首往事，不勝欷歔。
見年紀較弟妹輕之同窗，上焉者，勤抄筆記、一字不漏，考試時以「影印機」自命，將答案抄還教授以獲高分。下焉者，醉生夢死、吃喝玩樂，以「自強活動」為名，行頑日愒歲之實。學院中人，或不覺有術（騙術）、或學多識少。
限於天資，我雖非懷才，卻為高陽之不遇抱屈。杜少陵詩曰：搖落深知宋玉悲，恨無如椽巨筆仿工部詩，可為「小說家者流」翻案。念天地之悠悠，只得獨愴然淚下矣！
一九八七年八月，遠景公司出版之「高陽全集」序文中，作者自稱創作量保守估計已達兩千五百萬字，出書六十部以上。若再乘上其銷售量，在華文大眾讀物史上，確實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
然而若以純文學為立場，將高陽小說置於學術標準下討論，就必須割捨甚多。因為：
第一，高陽是職業作家，小說往往先經副刊連載，最後再結集出書。報紙的廣大銷售量，對職業作家之名利皆有保障。但報紙與文學卻有三大砥觸：
一、報紙有篇幅限制，每日連載小說一段，不免有時割裂、有時敷衍，與文學強調之整調之整體結構不合。
二、報紙訴求對象為廣大群象，曲高和寡之作（尤其長篇連載小說），勢將不免遭割捨。縱是成名作家，創作時亦不免有所顧忌。
三、報紙是全世界折舊率最高之商品，今日報紙即明日廢紙，朝生夕死與強調須經時間考驗之文學不同。
第二，高陽限於環境，終其一生只能在中國文學歷史傳統裏打轉，沒有與西洋、東洋等其他異文化的接觸經驗。雖然高陽來台之初，也曾創作過現代小說。但無論就質或就量而言，成就終是有限。
在中國的傳統論述範圍，高陽不能被視作保守拘泥。但缺乏異文化的刺激，小說中沒有文學美學講求結構要求；再加上且刊且寫的時間壓力，以致受到「跑野馬」、「挾泥沙」、「牽絲攀藤」、乃至「顧左右而言他」的嚴厲譏評。
第三，高陽未受現代學院教育之薰陶，以至治學、尤其論學仍具傳統文人性格。無文憑雖是環境悲境，但老一輩無文憑得以任教上庠者亦夥；高陽之不遇，主因在其性格悲劇。
高陽曾在台大中研所教授讖緯之學，亦曾於世界紅學會議宣讀論文，何以未能在大學中任教呢？
一則他效清高宗看不起「不讀書之貴人」；即使學生求教，若基礎較差亦不假辭色；不知循序漸進，難以適任教學工作。
二則論學常不按牌理出牌，致遭「狗咬尾巴團團轉」之譏。《高陽說曹雪芹》書中〈紅樓夢中元妃係影射平群王福彭考〉一文，竟以紅樓夢作者「錯得太明顯了，索性再多錯些」為結論。此種情緒化的論學態度，自不免被人視作「強辭奪理」。
就文學作品及學術著作而論，高陽有此三大缺陷；故研究高陽其人其書，自當更加謹慎取捨。我原計劃將研究分成三項。
首先是高陽小說之現實意義：《胡雪巖》、《紅頂商人》、《燈火樓台》三書，深入探討晚清政治之流弊，以及官商勾結的歷史背景。
高陽曾感慨自己著作「浩浩如江河，挾泥沙而俱下。」他基於家學淵源，另外對方志及筆記中資料的嫺熟，因此晚年有關清代內幕小說，敘事如行雲流水，情節環環相扣、絕無冷場。
反之早年寫漢唐之作，節奏則步調不一，時促時滯，其差距則在斷代史資料的掌握有精疏之異。高陽重塑歷史的雄辯技術，正是來自於此。
其次則是高陽的詩學：高陽一生最自傲的即是《高陽說詩》一書，榮獲一九八四年中山文藝獎。對這位「素人作家」而言，也是生前唯一來自學術界的肯定。
高陽雖也作詩，偶亦填詞；然數量不多，又未集稿成書，質量皆不足觀；但其論詩之文，則可謂自成一家。不僅因理論紮實而獲獎，其文章本身之美，如論律詩聲律之美部分，較王了一、郭紹虞等人論詩律之文，更可見其文筆老練；縱王漁洋、翁方綱等清代詩人論詩律之文，相形之下亦不免失之呆滯。
且其書中說詩時時特有之史學材料，如〈玉谿生無題詩之發微〉等，更是他人論詩者所不及。
我曾將寫作計劃口頭就教 潘師石禪先生， 師告以：「為學之道，寧可小題大作，切勿如脫疆野馬般大題小作。」因此，我將原計劃中的前兩項暫時擱置，專心致力於第三項之研究。
高陽對紅學浸淫之深，世所公認。其小說代表作《紅樓夢斷》四冊、《曹雪芹別傳》二冊、《三春爭及初春景》三冊及《大野遊龍》三冊。
高陽自稱：「我的重點是擺在曹雪芹寫紅樓夢的前因後果上。」（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因「此對一個文藝工作者而言，曹雪芹如何創作了賈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賈寶玉這問題，更來得有趣。」
所以這套書「絕非紅樓夢的仿作」（二語見自〈我寫紅樓夢斷〉）而且「並非作紅樓夢內容研究的學術論文」。（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
從這十二本書長達七年的創作歷程來看，基本上高陽自己的說法可以成立。由《紅樓夢斷》創作之初可見，人物角色與紅樓夢確有對應關係。
如李煦即賈珍、李鼎即賈蓉、鼎大奶奶即蓉大奶奶、曹太夫人即賈母、曹頫即賈政、馬夫人即王夫人、芹官即寶玉、曹政即賈璉、震二奶奶即璉二奶奶、季姨娘即趙姨娘、堂官即賈環；就連丫鬟配置也有關，春雨即襲人、小蓮即晴雯、秋月即鴛鴦、楚珍即金釧、錦兒即平兒。
但自《曹雪芹別傳》起，亦即曹雪芹青年時代起，高陽顯然跳脫了《紅樓夢》本身的桎梏。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寫《曹雪芹別傳》這一篇歷史小說。」（語見〈寫在曹雪芹別傳之前〉）。
嫺熟史料的高陽，撰寫曹雪芹的故事，花了十二本書的巨大篇幅，卻在主角創作紅樓夢之前突告結束，完全不寫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中所謂「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及「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的過程。
與學院派作家吳恩裕、周汝昌以及作家端木蕻良、所寫有關曹雪芹之傳記或小說大不相同。不欲重複前人所說，以此自成一家之言，於是創作小說。
不欲重複前人所說，以此自成一家之言，故是創作小說之基本原則。但我以為高陽對紅學、曹學乃至李學的特有見解，才是他堅持標新立異的主因。
高陽尚未發表小說前，早在一九五Ο年來台初期，聽了胡適的演講，就發表了〈曹雪芹對紅樓夢的最後構想〉，至一九七七年收錄了八篇紅學論文，集結《紅樓一家言》出版，這是高陽對紅學的第一本學術論文集。（部分發表於報上的也可歸為雜文）書中高陽自稱：
我一直向胡先生的看法。為紅學之文學走向請命，故強調「紅樓夢不是推背圖，曹雪芹絕無理由做謎讓人來腦筋。」
宗法胡適的「樸學」精神，是高陽的紅學見解。書名「紅樓一家言」，要承襲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壯舉。其志向雖大，坦白說卻名不副實。
高陽真正「一家之言」，是在一九八Ο年首屆世界紅學會議中，石破天驚的提出「元妃影射平郡王福彭論」。
一九八三年高陽的第二本紅學論集《高陽說曹雪芹》，其中龔鵬程教授〈遙指紅樓〉一文中，高陽甚至說：
「那些文章都在聯經出版的《紅樓一家言》裡，現在看來當然會有些錯誤處。但我從不諱言，學術是天下公器，我不僅希望得到旁人的批評指正；我自己更是不斷尋求突破，不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
高陽一生恃才而驕，從不服人，何以如今不僅認輸，且不惜推翻自己過去論點呢？
以命理解紅樓，既非首創，也非獨具。第五回金陵十二釵冊頁，甲戌脂批則曰與「推背圖」有關。舊紅學時期張新之也以五行八卦解紅樓，王*甚至揚言紅樓為讖緯之書。既然以命理解紅樓由來已久，何以高陽之紅學會淪為「一家」之言（僅此一家自言自語）。
小說《紅樓夢斷》中賈珍影射李煦論，紅學界中支持者不乏其人，皮述民甚至揚言：「蘇州李家半紅樓」。
但高陽的「元妃影射平郡王福彭論」則無人聞問，其中關鍵何在，限於篇幅，無法再述，有興趣的讀者，煩請靜候拙著《紅樓夢囈》問世後，便可知其詳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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