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很多儒家學者,甚至一些不學無術、浪得虛名的迂腐之儒,都得以在孔廟中尸位素餐,嗚呼哀哉地配享冷豬肉。

  可是先秦時代,有位真正的哲學家,一位集法家之大成,更恰當的說法是集先秦諸子之大成的哲學家;卻因其主張與孔孟儒家的思想相悖,以致被斥為邪說異端,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難逃許多自命「正統」的學者口誅筆伐。

  撫今追昔,其心境唯杜少陵〈詠懷古蹟〉詩能表,「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韓非思想受到誤解,乃至批評,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末,太史公便批評「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礉少恩。」他的父親司馬談更在〈六家要旨〉一文中,指責法家「嚴而少恩」。

  唐宋以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配合帝王的需要,順勢取得歷史正統的地位,而韓非思想更因此被視作毒蛇猛獸。

  明代的思想家趙用賢,已算是對韓非思想有深入了解的學者,在《韓非子書敘》中仍不免這樣說:

  「非子者,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

  其他儒者對韓非子的看法,更是可想而知了。

  法家思想與儒、道、墨等九流十家,不同處在專談政治思想,且完全以君主觀點立論。在韓非之前,法家思想尚未成型,管仲、申不害、商鞅等人,都只能稱為「法術之士」。

  這些法術之士是君王的參謀,其任務只在「富國強兵」;為了達成任務,自然是不惜任何極端激烈的手段。而集這些法術之士思想大成的韓非,各種薄仁義、黜賢良,視萬民如芻狗的想法,在儒者口中筆下,反而倒果為因,使他成了罪不容誅的始作俑者。

  不過我們就事論事,就史論史,也不能因此抹煞韓非在政治學上的偉大成就,更不能忽視他對歷代政治治術的深遠影響。

  韓非的集法家大成,並非只是綜合性的「集」。他不是無條件接受以往法術之士的見解,而是批評性的接受;他更不是完全採納在他之前的法家思想,而是修正後的採納。

  尤其可貴的是,他不是畫地自限式的以法家論法,反而承襲儒道墨各家思想之精華。如果先秦思想家的工作是在畫龍,毫無疑問的,他們只是把身軀完成了;剩下來那「點睛」的重責大任,就落在韓非的肩上了。

  韓非之前的法家,雖也有粗淺的法治觀念,但卻不像韓非,能在理論上建立系統。

  最吊詭的是,以前法家講法,只要求貴族與平民一樣守法,如此能抑制貴族的專權,自然為君王所樂用。

  韓非卻進一步主張,君王也要和平民一樣守法,其結果可想而知。韓非先在韓國受逐,最後在秦國遇害。這是韓非的「悲劇性格」,但也是他思想中最具價值的地方。

  不容諱言,韓非思想存有許多嚴重的缺失,例如他只看到人性的自私,卻忽略了情感;只看到父母重男輕女的弊端,卻無視父母為子女不惜犧牲的偉大。

  這種偏激的觀點以致流於刻薄寡恩,就像荀子所說:「蔽於私,而不知愛。」

  又例如拋卻仁義,守賴於法,法對當時社會,雖有一定的功效,但正如「大黃」一樣,雖是良藥,但也是巨毒。用嚴刑酷法治民,即使有效,也僅能達到孔子所說「民免而無恥」而已。

  但在批評韓非思想的同時,我也要嚴正的指出,儒家學者並不是真正了解韓非的思想。韓非思想除了前面所提的優點外,和先秦諸子最不相同處則在「求新求變」的精神。

  儘管《易經‧繫辭上》也標榜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而實際上,後世的儒者卻並非如此。

  當今世上無法現代化的國家很多,當然不能現代化的原因也很多,但「拒變」絕對是罪魁禍首。中國自古是個崇尚常道之國,儒者以為治國之道在「無變古,無易常」。

  韓非在其《南面篇》中便以史為例出反駁。「伊尹毌變殷,太公毌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王業之始,則在求變,這種進化史觀,正是今天置身一夕數變的我們,需要努力思索的方向。

  晚近之來,《韓非子》一書因為契合西來之法政思想,所以得到了更為客觀的評價。

  早在明代門無子之《刻韓非子迂評序》上便說:「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於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 子產有言:『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蹈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

  這段話不僅適用於法紀不彰,亂象叢生的當今社會。溯原窮委、鑑往知來,法治精神的提倡,也正是我們現今仍須研讀《韓非子》這本書的原因。

  正值金風徐來,草木蕭瑟的秋季,遠觀楓葉搖落,再遙想韓非其人,不禁更令人興起「搖落深知韓子悲」的感嘆啊!

  原載《中華日報》11.20,1995
  轉載《韓非子統御術》序(絲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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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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