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很多儒家學者，甚至一些不學無術、浪得虛名的迂腐之儒，都得以在孔廟中尸位素餐，嗚呼哀哉地配享冷豬肉。
可是先秦時代，有位真正的哲學家，一位集法家之大成，更恰當的說法是集先秦諸子之大成的哲學家；卻因其主張與孔孟儒家的思想相悖，以致被斥為邪說異端，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難逃許多自命「正統」的學者口誅筆伐。
撫今追昔，其心境唯杜少陵〈詠懷古蹟〉詩能表，「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韓非思想受到誤解，乃至批評，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末，太史公便批評「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礉少恩。」他的父親司馬談更在〈六家要旨〉一文中，指責法家「嚴而少恩」。
唐宋以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配合帝王的需要，順勢取得歷史正統的地位，而韓非思想更因此被視作毒蛇猛獸。
明代的思想家趙用賢，已算是對韓非思想有深入了解的學者，在《韓非子書敘》中仍不免這樣說：
「非子者，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
其他儒者對韓非子的看法，更是可想而知了。
法家思想與儒、道、墨等九流十家，不同處在專談政治思想，且完全以君主觀點立論。在韓非之前，法家思想尚未成型，管仲、申不害、商鞅等人，都只能稱為「法術之士」。
這些法術之士是君王的參謀，其任務只在「富國強兵」；為了達成任務，自然是不惜任何極端激烈的手段。而集這些法術之士思想大成的韓非，各種薄仁義、黜賢良，視萬民如芻狗的想法，在儒者口中筆下，反而倒果為因，使他成了罪不容誅的始作俑者。
不過我們就事論事，就史論史，也不能因此抹煞韓非在政治學上的偉大成就，更不能忽視他對歷代政治治術的深遠影響。
韓非的集法家大成，並非只是綜合性的「集」。他不是無條件接受以往法術之士的見解，而是批評性的接受；他更不是完全採納在他之前的法家思想，而是修正後的採納。
尤其可貴的是，他不是畫地自限式的以法家論法，反而承襲儒道墨各家思想之精華。如果先秦思想家的工作是在畫龍，毫無疑問的，他們只是把身軀完成了；剩下來那「點睛」的重責大任，就落在韓非的肩上了。
韓非之前的法家，雖也有粗淺的法治觀念，但卻不像韓非，能在理論上建立系統。
最吊詭的是，以前法家講法，只要求貴族與平民一樣守法，如此能抑制貴族的專權，自然為君王所樂用。
韓非卻進一步主張，君王也要和平民一樣守法，其結果可想而知。韓非先在韓國受逐，最後在秦國遇害。這是韓非的「悲劇性格」，但也是他思想中最具價值的地方。
不容諱言，韓非思想存有許多嚴重的缺失，例如他只看到人性的自私，卻忽略了情感；只看到父母重男輕女的弊端，卻無視父母為子女不惜犧牲的偉大。
這種偏激的觀點以致流於刻薄寡恩，就像荀子所說：「蔽於私，而不知愛。」
又例如拋卻仁義，守賴於法，法對當時社會，雖有一定的功效，但正如「大黃」一樣，雖是良藥，但也是巨毒。用嚴刑酷法治民，即使有效，也僅能達到孔子所說「民免而無恥」而已。
但在批評韓非思想的同時，我也要嚴正的指出，儒家學者並不是真正了解韓非的思想。韓非思想除了前面所提的優點外，和先秦諸子最不相同處則在「求新求變」的精神。
儘管《易經‧繫辭上》也標榜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而實際上，後世的儒者卻並非如此。
當今世上無法現代化的國家很多，當然不能現代化的原因也很多，但「拒變」絕對是罪魁禍首。中國自古是個崇尚常道之國，儒者以為治國之道在「無變古，無易常」。
韓非在其《南面篇》中便以史為例出反駁。「伊尹毌變殷，太公毌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王業之始，則在求變，這種進化史觀，正是今天置身一夕數變的我們，需要努力思索的方向。
晚近之來，《韓非子》一書因為契合西來之法政思想，所以得到了更為客觀的評價。
早在明代門無子之《刻韓非子迂評序》上便說：「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於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 子產有言：『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蹈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
這段話不僅適用於法紀不彰，亂象叢生的當今社會。溯原窮委、鑑往知來，法治精神的提倡，也正是我們現今仍須研讀《韓非子》這本書的原因。
正值金風徐來，草木蕭瑟的秋季，遠觀楓葉搖落，再遙想韓非其人，不禁更令人興起「搖落深知韓子悲」的感嘆啊！
原載《中華日報》11.20，1995
轉載《韓非子統御術》序（絲路出版）
可是先秦時代，有位真正的哲學家，一位集法家之大成，更恰當的說法是集先秦諸子之大成的哲學家；卻因其主張與孔孟儒家的思想相悖，以致被斥為邪說異端，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難逃許多自命「正統」的學者口誅筆伐。
撫今追昔，其心境唯杜少陵〈詠懷古蹟〉詩能表，「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韓非思想受到誤解，乃至批評，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末，太史公便批評「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礉少恩。」他的父親司馬談更在〈六家要旨〉一文中，指責法家「嚴而少恩」。
唐宋以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配合帝王的需要，順勢取得歷史正統的地位，而韓非思想更因此被視作毒蛇猛獸。
明代的思想家趙用賢，已算是對韓非思想有深入了解的學者，在《韓非子書敘》中仍不免這樣說：
「非子者，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
其他儒者對韓非子的看法，更是可想而知了。
法家思想與儒、道、墨等九流十家，不同處在專談政治思想，且完全以君主觀點立論。在韓非之前，法家思想尚未成型，管仲、申不害、商鞅等人，都只能稱為「法術之士」。
這些法術之士是君王的參謀，其任務只在「富國強兵」；為了達成任務，自然是不惜任何極端激烈的手段。而集這些法術之士思想大成的韓非，各種薄仁義、黜賢良，視萬民如芻狗的想法，在儒者口中筆下，反而倒果為因，使他成了罪不容誅的始作俑者。
不過我們就事論事，就史論史，也不能因此抹煞韓非在政治學上的偉大成就，更不能忽視他對歷代政治治術的深遠影響。
韓非的集法家大成，並非只是綜合性的「集」。他不是無條件接受以往法術之士的見解，而是批評性的接受；他更不是完全採納在他之前的法家思想，而是修正後的採納。
尤其可貴的是，他不是畫地自限式的以法家論法，反而承襲儒道墨各家思想之精華。如果先秦思想家的工作是在畫龍，毫無疑問的，他們只是把身軀完成了；剩下來那「點睛」的重責大任，就落在韓非的肩上了。
韓非之前的法家，雖也有粗淺的法治觀念，但卻不像韓非，能在理論上建立系統。
最吊詭的是，以前法家講法，只要求貴族與平民一樣守法，如此能抑制貴族的專權，自然為君王所樂用。
韓非卻進一步主張，君王也要和平民一樣守法，其結果可想而知。韓非先在韓國受逐，最後在秦國遇害。這是韓非的「悲劇性格」，但也是他思想中最具價值的地方。
不容諱言，韓非思想存有許多嚴重的缺失，例如他只看到人性的自私，卻忽略了情感；只看到父母重男輕女的弊端，卻無視父母為子女不惜犧牲的偉大。
這種偏激的觀點以致流於刻薄寡恩，就像荀子所說：「蔽於私，而不知愛。」
又例如拋卻仁義，守賴於法，法對當時社會，雖有一定的功效，但正如「大黃」一樣，雖是良藥，但也是巨毒。用嚴刑酷法治民，即使有效，也僅能達到孔子所說「民免而無恥」而已。
但在批評韓非思想的同時，我也要嚴正的指出，儒家學者並不是真正了解韓非的思想。韓非思想除了前面所提的優點外，和先秦諸子最不相同處則在「求新求變」的精神。
儘管《易經‧繫辭上》也標榜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而實際上，後世的儒者卻並非如此。
當今世上無法現代化的國家很多，當然不能現代化的原因也很多，但「拒變」絕對是罪魁禍首。中國自古是個崇尚常道之國，儒者以為治國之道在「無變古，無易常」。
韓非在其《南面篇》中便以史為例出反駁。「伊尹毌變殷，太公毌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王業之始，則在求變，這種進化史觀，正是今天置身一夕數變的我們，需要努力思索的方向。
晚近之來，《韓非子》一書因為契合西來之法政思想，所以得到了更為客觀的評價。
早在明代門無子之《刻韓非子迂評序》上便說：「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於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 子產有言：『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蹈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
這段話不僅適用於法紀不彰，亂象叢生的當今社會。溯原窮委、鑑往知來，法治精神的提倡，也正是我們現今仍須研讀《韓非子》這本書的原因。
正值金風徐來，草木蕭瑟的秋季，遠觀楓葉搖落，再遙想韓非其人，不禁更令人興起「搖落深知韓子悲」的感嘆啊！
原載《中華日報》11.20，1995
轉載《韓非子統御術》序（絲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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