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之前,人類學者在研究行為人格時,大都以原始社會為對象。因為人類學者傳統,是以研究較而簡單的社會為主。

  他們把「社會」和「文化」當成一個體系來研究,而忽略了生活於社會與文化中,個人的人格與行為。

  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或文化的行為,是因「人」遞下去的。沒有人,社會與文化就不存在。企圖迴避或忽視個人行為,而只研究社會文化,其結果絕對是空泛而難窺全貌。

  潘乃德(Ruth Benodiet)是美國著名的人學者,在二次大戰前,即以文化模式一書著名,但仍是以印地安人的土著部落為研究對象。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後,為了瞭解日本的國情,於是號召了一群人類學者為國服務;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就由原始部落轉為現代國家的「國民性」與「民族性」。

  但在戰爭期間,研究敵國國民性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因為實地調查是絕不可能的,於是他們只有利用文學、電影、報導雜誌或歌曲做分析資料,這種方法被稱「國民性遙研」,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著作,自然首推潘乃德的《菊花與劍》了。

  拿菊花與劍這兩種物品做書名,用來描述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實在是再恰當不過的。日本是一個封閉的島國民族,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確實充滿著神秘性。

  我們可以觀察到平時日本人是如此多禮而平靜,但在戰爭中又是如此的殘暴;表現出「毫無人性」的一面。菊花與劍這兩種東西,正可代表日本民族的「雙重人格」。

  潘乃德在書中指出,日本因為傳統社會的階級性,使每人都認知自己的地位與本分,因此有了「責任」的意識。

  所以當責任發揮到極點時,就會在戰爭中表現出種種「只為任務,不擇手段」的「瘋狂」行為。可是由於地位、身分與責任,日本人在平時待人接物上又能表現出謙恭、自律和秩序。

  《菊花與劍》一書在二次大戰時初版印行,馬上轟動全美國,使大家對日本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戰爭結束後,在一九四八時,這本書又被譯為日文,在日本也激起了一陣風潮。

  儘管潘乃德的書受到廣大喝釆,但遭到的批評也不少。很多人認為她對日本社會中,不同階級所代表的不同性格,過份印象化,籠統化為全日本的民族性。

  而菊花與劍不僅在學術中享有盛名,同時也是本暢銷書。所以迴應這本書的著作甚多,尤其在日本當地,更是不勝枚舉。

  《武士道》是一本分析日本民族性的書籍,書中對於日本社會的觀察,比起《菊花與劍》,有著更深入也更真實客觀的介紹。加上文字通順易懂,實例也恰當契合,是一本瞭解日本民族性不能不讀的重要參考書。

  原載《民眾日報》03.07,1996
  轉載《武士道》序(絲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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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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