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朋友在二十六歲時,不幸罹患了尿毒症;多年來一直希望能有接受移植手術的機會,藉以擺脫洗腎的折磨。

  可惜受到傳統「全屍」觀念的流毒恣虐,加上民間部份佛教「高僧」的認識不清;因此倡導器官捐贈的活動,一直在台灣難以順利推行。

  基於同情與不平的交錯情緒,在一月十八日《中時晚報》副刊上,我寫了一篇關於器官捐贈的短文︱︱「菩薩也不答應」,略述個人對此的拙見。

  文章見報後不久,因為是用本名發表,也收到很多意外的迴響。除了承蒙《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加以轉載外,同時又收到了幾封失去聯絡甚久的朋友來信。

  他們對拙作的不同高見,更印證了在台灣推動器官捐贈活動的阻力之大,已不只是醫療技術的單純問題而已。

  長期以來,國內的教育總是重科學輕人文、重技術輕思考、多實務少反省、多政治少宗教,專制一元化的偏頗教育體制,終於造就了台灣,使之成為二十世紀末人類世界中最大的「奇蹟」。

  一位很久不見,如今在醫界服務的同學,他以專業的角度規勸我,不應讓尿毒症患者對換腎產生憧憬。

  因為現在人工血液透析術(俗稱的洗腎)已相當進步,真可謂今非昔比,所以洗腎對患者的生活影響漸小。反而是接受移植手術者,不僅日後終生要服用抗排斥藥物,除了會有種種常見的類固醇症候群外,對一般傳染病的免疫力也大幅降低,生活品質更不及洗腎者。

  另外依現有醫療水準,接受換腎一定時間後,腎功能還是不能避免會日漸衰竭,以致仍要重回洗腎或再換腎的抉擇。所以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種「多此一舉」的手術罷了。

  記得尚未進中文系之前,我和他同班唸著一樣的基礎醫學課程,他所說的一切生理學或病理學範疇,基於尊重專業的大前提,我當然也是完全相信。

  但我和他見解不同的是,我認為生活品質高低,並無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的合適程度而已;所以決定生活品質是好是壞,也不應只是醫生的片面看法。

  究竟洗腎與換腎何者為佳?在技術可行性上,我絕對相信醫生的專業判斷;但到底要不要接受移植手術後,更多不可預期的折磨,患者的抉擇也該是一項重要參考因素。

  我想,醫生要治的不只是「病」,更要治的是「病人」,不是嗎?

  撇開醫療技術的枝節問題,相信大家應該都能接受,台灣是個經濟水準已開發,而文明程度卻仍在開發中,甚至還是根本未開發的國家。

  很多尿毒患者不能心平氣和地聽從醫生指示,於是從外電報導中得知,貧窮的印度人民,因為少一個腎也還能活,所以有人為了一家生計,竟然出售腎臟以換取金錢報償;中國大陸甚至還有死刑犯器官標售的傳聞。

  在這些駭人聽聞的「買賣」中,據說顧客大多來自台灣。姑且不論器官移植是非常精密的手術,必須經過嚴格的血型與組織比對,貿然施行是拿自己生命開玩笑;即使手術成功,患者回國後身體的排斥作用及服藥造成之免疫力降低等,凡此種種都不能等閒視之啊!

  台灣病患赴「落後」國家接受移植手術,這種行為從科學角度看來是不智;從人文角度思考,更是殘忍無道、令人髮指。沒有台灣人這種經濟水準,做不出這種「壯舉」;沒有台灣人這種文化水準,更創造不出這種「奇蹟」。

  我們把島內自己人的問題,推廣成了世界性的問題。半世紀來,我們只是一味追求經濟發展,思考也永遠停留在物質層面;體制內的教育,更是全力配合此種「發展需要」。如今我們自己嘗盡了這惡果,連鄰國也難逃池魚之殃。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們台灣的人心,大概與天地無異吧!

  國民所得即將突破一萬美元的「先進」國家,在器官捐贈的態度上,卻又如此的「落後」。

  李延壽所著的《南史‧隱逸傳》中記載,陶淵明在出任彭澤縣令前,因為擔心兒子日後的生活,所以隻身上任,留下家中奴僕供他兒子使喚,並特地留下一封家書,信上寫著: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在我們一味講究經濟發展的同時,是不是也該停下來思考一下,『此亦人子也』這五個字的含意呢?

  原載《台灣新聞報》10.28,1995
  轉載《中國民國器官捐贈協會會刊》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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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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