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本身也是客家人的徐正光教授，對在台灣擁有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客家人，有著一個極為客觀且寫實的形容詞——「隱形」民族。
的確，早從千年之前的五胡亂華起，原本生活在中原的客家民族，經過了四次的大遷移才至台灣落腳。在血淚交織的遷移史上，客家人多以「晴耕雨讀」、「詩書傳家」做為家訓。
「隱形」既然成了他們的求生手段，自然也就成了客家民族的代名詞。
事實上，客家人在台灣之所以「隱形」，當然也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
早在一六八三（康熙二十二年），清軍一攻占台灣，立即公布「台灣編查流寓條例」（詳見「六部處分則例」卷二十），這就是有名的「渡台三禁」。
其中第三條則明示：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客家人因此條禁令而移民人數銳減，且來台時間延後許多。
接著又在與福佬人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向貧瘠的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了相對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保了。
客家族群原本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滿州人初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固然佔了極大的比率。
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幹，這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自信與氣節，確實是漢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
然而最吊詭的是，風起雲湧的華中華南一帶，太平天國的客家人正揭竿而起，立志要北伐中原，直搗黃龍。
然而在台灣的客家人，卻因環境的侷限，每逢民變，為了閩、客間原有的矛盾，被迫必須擔任滿清政府的義民。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時，在台發生的「張丙民變事件」中，福佬民變首領軍旗上的口號，竟然不是「排滿」，而是「滅客」；兩岸客家人各擁其主，煮豆燃萁的難堪場面，恐怕也是客家人必須「隱形」的歷史宿命吧！
長期的「隱形」之後，在台客家文化逐漸流失，根據我的觀查，傳統的客家精神有六大特徵：
第一、強烈的團結心。
第二、進取與尚武的精神。
第三、維護文化和傳統的自信。
第四、重視教育。
第五、對政治有高度興趣。
第六、女性非常的勤勞、樸素。
近年來，反對運動日益興盛，不僅是在政治上有抗爭，經濟上的農運、工運、校園內外的學運，都有極多深具理想性格與社會良心的客家人士參與。
然而只要反對運動有了一定的力量後，就立刻會出現「本土主義」訴求，也就是狹義的福佬意識掛帥。
參與反對陣營的客家人士，自然也有著矛盾的相對壓擠感。儘管朝野兩邊的高層中，都不乏客族人士，但卻無法阻擋客家文化的逐漸流失。
到底要怎樣才算是「客家」人呢？根據國際漢學會議定義，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的才算是客家人。
第一、是漢民族中獨特穩定的族群之一。
第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
第三、是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習俗。
第四、有獨特的客家精神。
我有一位客家朋友，他曾沾沾自喜地說道：「客家人最具領袖氣質，只要是華人組成的國家，就一定有客家的領袖。遠的像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這些開國英雄根據族譜推定都是客家人；近的像是中國大陸的鄧小平、台灣的李登輝、新加坡的李光耀，不也都是客家人嗎？」
依這位朋友的說法，似乎與客家人是 「隱形」民族的說法非常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呢？
我們若以國際漢學會議上，如此嚴格的四個條件來界定；則那位朋友所說的六個人，當然都不能算是客家人。
但先撇開「算不算客家人」的定義不談，對中國與新加坡的領導人也暫且不論，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現況。
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自由時報》第四版刊載，「蓋洛普民調公司」所發布，對「客家族群地位相關問題調查」的資料顯示，目前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政治人物，以吳伯雄的三成三居首，其次則是李登輝佔一成二。但這兩位政治人物能算客家人嗎？先從總統李登輝說起吧！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五版刊載，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說：「李總統在最近兩個月，七次公開強調他是客家人；但因遷居三芝已久，不太會說客家話；但正努力學習中。」
這種說法當然只是在總統大選前的拉票方法，如果以李總統不會說客家話，就說他不是客家人，這未免也太偏狹了。
但只要仔細觀察一下，李總統每年除夕在電視上向全國同胞拜年時，國語、福佬語部分都由他本人發音，但客語部分卻全由幕後配音，連「恭禧」、「大家好」等簡單的客家寒暄話都不曾聽他說過，比湖南籍的台灣省長宋楚瑜都不如，其心態確實令人玩味。
如果李登輝只是自己不屑於說客家話，或是怕影響群眾心中，他那第一個「台灣人」（福佬人）總統的地位，所以刻意要在電視上免開尊口，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我們也無權批評。
但他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就將福佬語定義為「台語」，完全漠視客家話在台的地位，這種「漢人學得鮮卑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的心態才最可議。
就以近來轟動一時的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為例，李登輝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國民黨到底是兩歲？還是一百歲？這些爭議我們都沒興趣關心。
但他一再排斥客語，認為只有福佬語才叫「台語」的心態才最可恨。甚至身為日本人的司馬遼太郎，都以為這種說法不妥，發言糾正他說那叫「閩南語」，可是李登輝依舊固執強悍的「台語」、「台語」直到談話結束。
我們將原載於《朝日週刊》，台灣《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至十三日，幸芳譯）的譯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錄如下：
李：說「台語」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當時只准說「中國語」。我現在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選舉期間在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台語」。
司馬：用「閩南語」嗎？
李：是啊！比方說去雲林縣，有方言，台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馬上就了解，很容易引起共鳴。若用「中國」語說說看，那是不通的。直接用「台語」表達的話，就會被認為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
在過去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或學術團體裡，有些人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後來「反正」、「投誠」後而被國民黨重用。因為怕被別人舊事重提，或被「上面」為在「放水」，因此對付起共產黨或其他異議分子來，手段往往比血統純正的國民黨更加殘酷，所以仕途一帆風順，成了共產黨的剋星。
至於李登輝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我們就暫時不評論，看他日後的言行再說吧！
其次再談到現在客家人政治地位最高，也是民調中最具代表性吳伯雄先生。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三十五版刊載「客家文化流失，首長發出警語」。
吳伯雄對記者說，他兒子帶了個新竹關西籍的同學來家裡，吳先生就問他是不是客家人，那位年輕竟回答說：「我父母是，我不知算不算。」因此吳伯雄才對記者發出警語，看來他對客家民族的危機也是一清二楚的。
其實，吳伯雄所說的故事，在台灣可說司空見慣。根據「客家事務公共協會」所做的「大台北地區客家認同與母語使用調查」顯示，客家話已退縮為家庭使用的語言。
新一代的客家人，客語使用率與流利程度不斷降低；不同語群的通婚家庭，也只有夫妻皆為客家人的家裡才有較高的客語使用率。
至於工作場所中，則客語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其社會功能，客家民族確實面臨了語言危機。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台北市的羅斯福路上，成立了一家以客語發音的「寶島新聲客家台」，這在大台北地區，只是家小功率社區電台而已。
但播音不到四個月，隔年一月二日夜間，就被新聞局會同大批的鎮暴警察抄台、剪線；隔日晚上雖然復播，但到了一月六日再度被抄台。
曾任內政部長已達十年，掌管全國警察業務的吳伯雄，對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呢？
客家人向來自誇或被誇為有語言天分，但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聯合報》刊載，苗栗文化中心主任曾光雄說：「苗栗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客家人，但一半以上不會說客語。」
而台北雖有七十萬客家人，根據前項調查，在兩種強勢語言的壓迫下，客語流失的程度更大。如今只是一家小功率社區電台，當政者也毫不留情，非趕盡殺絕不可。
連在台僅三萬的外國人，都能擁有英語發音的台北社區電台（Ｉ．Ｃ．Ｒ．Ｔ），何以客語電台不能設立呢？
且不談新聞局抄台是否合法，也不談像中廣這些電台，為何能「合法」霸佔這麼多頻道。我們只要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聞局公布錄取的四十六家電台裡，沒有一家是專以客語發音的，就能明瞭客家人的弱勢。
新聞局說「寶島新聲客家台」的申請被駁回，是因為該台在評審中被列為第四名，而該區名額是三家，我對這結果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還記得那個人說，即使台灣只剩下阿里山，他也一定要競選省長到的豪氣嗎？而李登輝為勸退他，去桃園見他父親時，兩個客家人既不用客語，也不用國語，全程使用福佬語與日語交談，終於使台灣省連阿里山也不再有了。
別說名額僅三個，該台恰巧排名第四；我看就算名額多到三百個，客語電台也一定排名第三百零一的。
北朝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有個故事說：「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這種心態，正是某些客籍人士從政的法寶。
例如有人每次在電視上公開演唱，不是用國語「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向層峰乞憐；就是以福佬語「思慕的人」宣誓效忠，從來不曾見他唱過任何一首客家歌曲，或許只能用他最愛國語歌「小丑」，才能印證客家人在政治上的尷尬處境。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句客語俗諺，向來是客家民族氣節的表現。在客家話裡我最喜歡，也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一個字彙，那就是──「硬頸」；簡單兩字不言而喻了客家人的悲劇性格。
原本客家民族不屈不撓，堅持要走「永遠的非主流」路線，如今卻在少數客家當政者的叛離與打壓下，注定終將邁向「隱形」的宿命。
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生為台灣人悲哀，生為台灣的客家人更悲哀，恐怕生為這些政客統治下的台灣客家人，才是最悲哀的吧！
原載《民眾日報》10.21，1995
轉載《客家》月刊６６期
的確，早從千年之前的五胡亂華起，原本生活在中原的客家民族，經過了四次的大遷移才至台灣落腳。在血淚交織的遷移史上，客家人多以「晴耕雨讀」、「詩書傳家」做為家訓。
「隱形」既然成了他們的求生手段，自然也就成了客家民族的代名詞。
事實上，客家人在台灣之所以「隱形」，當然也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
早在一六八三（康熙二十二年），清軍一攻占台灣，立即公布「台灣編查流寓條例」（詳見「六部處分則例」卷二十），這就是有名的「渡台三禁」。
其中第三條則明示：潮州惠州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台。客家人因此條禁令而移民人數銳減，且來台時間延後許多。
接著又在與福佬人的械鬥中屈居下風，全族被迫轉向貧瘠的山區耕耘，經濟上也呈現了相對弱勢；面對福佬族群的龐大勢力，當然只能選擇「隱形」以自保了。
客家族群原本是漢民族中民族意識最強的一群，滿州人初入關時，南明抗清義軍中，客家人固然佔了極大的比率。
即使鼎革百年之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仍以客家人為主幹，這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自信與氣節，確實是漢民族中最可敬的一群。
然而最吊詭的是，風起雲湧的華中華南一帶，太平天國的客家人正揭竿而起，立志要北伐中原，直搗黃龍。
然而在台灣的客家人，卻因環境的侷限，每逢民變，為了閩、客間原有的矛盾，被迫必須擔任滿清政府的義民。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時，在台發生的「張丙民變事件」中，福佬民變首領軍旗上的口號，竟然不是「排滿」，而是「滅客」；兩岸客家人各擁其主，煮豆燃萁的難堪場面，恐怕也是客家人必須「隱形」的歷史宿命吧！
長期的「隱形」之後，在台客家文化逐漸流失，根據我的觀查，傳統的客家精神有六大特徵：
第一、強烈的團結心。
第二、進取與尚武的精神。
第三、維護文化和傳統的自信。
第四、重視教育。
第五、對政治有高度興趣。
第六、女性非常的勤勞、樸素。
近年來，反對運動日益興盛，不僅是在政治上有抗爭，經濟上的農運、工運、校園內外的學運，都有極多深具理想性格與社會良心的客家人士參與。
然而只要反對運動有了一定的力量後，就立刻會出現「本土主義」訴求，也就是狹義的福佬意識掛帥。
參與反對陣營的客家人士，自然也有著矛盾的相對壓擠感。儘管朝野兩邊的高層中，都不乏客族人士，但卻無法阻擋客家文化的逐漸流失。
到底要怎樣才算是「客家」人呢？根據國際漢學會議定義，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的才算是客家人。
第一、是漢民族中獨特穩定的族群之一。
第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
第三、是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習俗。
第四、有獨特的客家精神。
我有一位客家朋友，他曾沾沾自喜地說道：「客家人最具領袖氣質，只要是華人組成的國家，就一定有客家的領袖。遠的像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這些開國英雄根據族譜推定都是客家人；近的像是中國大陸的鄧小平、台灣的李登輝、新加坡的李光耀，不也都是客家人嗎？」
依這位朋友的說法，似乎與客家人是 「隱形」民族的說法非常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呢？
我們若以國際漢學會議上，如此嚴格的四個條件來界定；則那位朋友所說的六個人，當然都不能算是客家人。
但先撇開「算不算客家人」的定義不談，對中國與新加坡的領導人也暫且不論，就讓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現況。
根據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自由時報》第四版刊載，「蓋洛普民調公司」所發布，對「客家族群地位相關問題調查」的資料顯示，目前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政治人物，以吳伯雄的三成三居首，其次則是李登輝佔一成二。但這兩位政治人物能算客家人嗎？先從總統李登輝說起吧！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五版刊載，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說：「李總統在最近兩個月，七次公開強調他是客家人；但因遷居三芝已久，不太會說客家話；但正努力學習中。」
這種說法當然只是在總統大選前的拉票方法，如果以李總統不會說客家話，就說他不是客家人，這未免也太偏狹了。
但只要仔細觀察一下，李總統每年除夕在電視上向全國同胞拜年時，國語、福佬語部分都由他本人發音，但客語部分卻全由幕後配音，連「恭禧」、「大家好」等簡單的客家寒暄話都不曾聽他說過，比湖南籍的台灣省長宋楚瑜都不如，其心態確實令人玩味。
如果李登輝只是自己不屑於說客家話，或是怕影響群眾心中，他那第一個「台灣人」（福佬人）總統的地位，所以刻意要在電視上免開尊口，這是他個人的自由，我們也無權批評。
但他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就將福佬語定義為「台語」，完全漠視客家話在台的地位，這種「漢人學得鮮卑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的心態才最可議。
就以近來轟動一時的與司馬遼太郎談話為例，李登輝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國民黨到底是兩歲？還是一百歲？這些爭議我們都沒興趣關心。
但他一再排斥客語，認為只有福佬語才叫「台語」的心態才最可恨。甚至身為日本人的司馬遼太郎，都以為這種說法不妥，發言糾正他說那叫「閩南語」，可是李登輝依舊固執強悍的「台語」、「台語」直到談話結束。
我們將原載於《朝日週刊》，台灣《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至十三日，幸芳譯）的譯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錄如下：
李：說「台語」是件不得了的事，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當時只准說「中國語」。我現在帶頭說「台語」，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選舉期間在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台語」。
司馬：用「閩南語」嗎？
李：是啊！比方說去雲林縣，有方言，台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馬上就了解，很容易引起共鳴。若用「中國」語說說看，那是不通的。直接用「台語」表達的話，就會被認為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
在過去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或學術團體裡，有些人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後來「反正」、「投誠」後而被國民黨重用。因為怕被別人舊事重提，或被「上面」為在「放水」，因此對付起共產黨或其他異議分子來，手段往往比血統純正的國民黨更加殘酷，所以仕途一帆風順，成了共產黨的剋星。
至於李登輝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我們就暫時不評論，看他日後的言行再說吧！
其次再談到現在客家人政治地位最高，也是民調中最具代表性吳伯雄先生。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台灣的《聯合報》第三十五版刊載「客家文化流失，首長發出警語」。
吳伯雄對記者說，他兒子帶了個新竹關西籍的同學來家裡，吳先生就問他是不是客家人，那位年輕竟回答說：「我父母是，我不知算不算。」因此吳伯雄才對記者發出警語，看來他對客家民族的危機也是一清二楚的。
其實，吳伯雄所說的故事，在台灣可說司空見慣。根據「客家事務公共協會」所做的「大台北地區客家認同與母語使用調查」顯示，客家話已退縮為家庭使用的語言。
新一代的客家人，客語使用率與流利程度不斷降低；不同語群的通婚家庭，也只有夫妻皆為客家人的家裡才有較高的客語使用率。
至於工作場所中，則客語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其社會功能，客家民族確實面臨了語言危機。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台北市的羅斯福路上，成立了一家以客語發音的「寶島新聲客家台」，這在大台北地區，只是家小功率社區電台而已。
但播音不到四個月，隔年一月二日夜間，就被新聞局會同大批的鎮暴警察抄台、剪線；隔日晚上雖然復播，但到了一月六日再度被抄台。
曾任內政部長已達十年，掌管全國警察業務的吳伯雄，對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呢？
客家人向來自誇或被誇為有語言天分，但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聯合報》刊載，苗栗文化中心主任曾光雄說：「苗栗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客家人，但一半以上不會說客語。」
而台北雖有七十萬客家人，根據前項調查，在兩種強勢語言的壓迫下，客語流失的程度更大。如今只是一家小功率社區電台，當政者也毫不留情，非趕盡殺絕不可。
連在台僅三萬的外國人，都能擁有英語發音的台北社區電台（Ｉ．Ｃ．Ｒ．Ｔ），何以客語電台不能設立呢？
且不談新聞局抄台是否合法，也不談像中廣這些電台，為何能「合法」霸佔這麼多頻道。我們只要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聞局公布錄取的四十六家電台裡，沒有一家是專以客語發音的，就能明瞭客家人的弱勢。
新聞局說「寶島新聲客家台」的申請被駁回，是因為該台在評審中被列為第四名，而該區名額是三家，我對這結果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還記得那個人說，即使台灣只剩下阿里山，他也一定要競選省長到的豪氣嗎？而李登輝為勸退他，去桃園見他父親時，兩個客家人既不用客語，也不用國語，全程使用福佬語與日語交談，終於使台灣省連阿里山也不再有了。
別說名額僅三個，該台恰巧排名第四；我看就算名額多到三百個，客語電台也一定排名第三百零一的。
北朝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有個故事說：「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這種心態，正是某些客籍人士從政的法寶。
例如有人每次在電視上公開演唱，不是用國語「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向層峰乞憐；就是以福佬語「思慕的人」宣誓效忠，從來不曾見他唱過任何一首客家歌曲，或許只能用他最愛國語歌「小丑」，才能印證客家人在政治上的尷尬處境。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這句客語俗諺，向來是客家民族氣節的表現。在客家話裡我最喜歡，也是其他語言所沒有的一個字彙，那就是──「硬頸」；簡單兩字不言而喻了客家人的悲劇性格。
原本客家民族不屈不撓，堅持要走「永遠的非主流」路線，如今卻在少數客家當政者的叛離與打壓下，注定終將邁向「隱形」的宿命。
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生為台灣人悲哀，生為台灣的客家人更悲哀，恐怕生為這些政客統治下的台灣客家人，才是最悲哀的吧！
原載《民眾日報》10.21，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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