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執政的國民黨在內有十信之憂,外有江南之患下,不得不放棄了維護特權的最大利器──戒嚴法。

  回首四十年的悲情歲月裏,十六萬曾被起訴迫害者,七千多個檔上有名的槍下亡魂,卻都因取而代之的「國安法」第九條,永遠喪失了洗刷冤屈的機會,只能再回到黑暗角落中獨自飲泣。

  根據國民黨李主席的說法,這種事我們要「一切往前看」。揮別那段「白色恐怖」的日子後,就讓我們以「黑色幽默」來面對過去吧!

  戒嚴時代身繫囹圄的「叛亂犯」,有些確實是政治上的異議分子,求仁得仁固然可佩。但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起碼他們還明白自己為何被關,不過其他人就不同了。

  某位作家就在獄中赫然發現,一個因收容逃犯而被關的原住民,對牢房牆上的燈泡目不轉睛;原來這是他一生中首次見過的新鮮玩意兒。連此等「化外之民」也會協助「叛亂,這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又該從何說起呢?

  然而介於異議分子和無辜百姓二者之間,也是叛亂犯中的絕大多數,當然是那些倒楣的知識分子了。無論天下將治將亂,這種人總是最先被羅織入獄的對象。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們太愛發牢騷吧!

  例如一位現代詩的前輩作家,某天夜裏本在大夢之中,忽然就被幾個破門而入的彪形大漢架住,接著就在房裏翻箱倒櫃、大搜特搜起來。

  當他們一無所得,氣得七孔冒煙之際,馬上又興高采烈、樂不可支。原來他們在書架上發現了一本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後現代小說代表作──百年孤寂,作者偏偏又好死不死的叫馬奎斯。

  特工們心想既然姓馬,又是個斯字輩的,八成是馬克斯的兄弟所寫。於是不由分說,詩人就被送入溼氣甚重的大牢中「坐溼」去了。

  話說這位大詩人剛入獄時,整天愁容滿面,長吁短嘆,尤其當他聽到自己被判三年徒刑後,更是「鬱卒」不堪。但就在他接受感化教育後,心情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據大詩人自稱,是因他頓悟了「刑期無期」的真理,所以又恢復以前樂觀風趣的個性。也許你會認為是獄教化的成功,或大詩人信了什麼宗教。

  告訴你,都不是。他第一次開口大笑是因為他發現,同房的獄友和他一樣罪名卻被判七年,比較起來,他竟是如此的幸運,原來那人收藏的是莎士比亞的著名劇本──馬克白。

  有人說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是「特務國家」,這種說法未免也太冤枉了。像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蘇聯的「KGB」,那些特務雖囂張跋扈,但在學識能力、操守廉潔各方面,絕對也在一般人民之上,所以獨裁者才能倚之治國。

  相形之下,台灣以前那些不學有術的特工,說穿了不過是些「合法的無賴」罷了。

  四書五經之一的《詩經》,在漢代說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為示家法,特冠以「毛」字,故稱《毛詩》。後齊、魯、韓三家皆亡佚,只剩毛氏一家獨傳;今天可見之《詩經》即是毛詩。

  有位中文系的教授,他也是書呆子脾氣,以前過境香港時,放著一大堆叫《詩經》的書不買,偏買了本宋代歐陽修所著的《毛詩本義》,結果在進關時被X總政X處的人逮著了。

  在那整天高喊「殺朱拔毛」的時代裏,竟有人膽大包天,企圖夾帶「毛詩」闖關,所以充分享受了的納稅人的權利,為「毛先生的詩」吃了幾天免錢飯。

  不過比起因收藏柴可夫斯基的唱片,或者屠格涅夫的小說,以致被視為「俄國間諜」的那些人,也不能算太倒楣了。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你認為戒嚴時期橫行於台灣社會的那批人渣,會是全世界素質最濫的特務,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只要和軍中那些政工人員一比,你會頓時恍然大悟,能在社會上橫行的特務,還真不愧是「上上之選」。

  據說二十一世紀時醫學比現在更發達,外科手術已進步到能「大腦移植」。某大醫院櫥窗中陳列著三種樣品,標價分別是一百萬、十萬和一萬。

  有個病人看了就問:「這三種大腦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價錢差這麼多?」

  醫生回答他說:「一萬元那種是普通人的、十萬元那種是特務的,一百萬元那種則是政工的。」

  那病人頗感訝異地又問了:「政工的大腦為什麼特別貴?」

  醫生就很慎重地告訴他:「因為那種大腦是全新的,從來也不曾用過的啊!」

  當兵時正值戒嚴末期,每逢週四莒光日,就會有些「御用學者」在電視上慷慨陳辭:什麼台灣戒嚴只施行了百分之三,戒嚴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利益,主張辭嚴的人都是別有居心等‧‧‧各種「舉世無雙」的高論。

  幸好大江東流擋不住,退伍後沒幾年,嚴還是非解不可。奇怪的是當我參加後備軍人點召時,又在電視上看到睽違已久的教授。他們仍是面不改色、義正解嚴地昭示全體官兵:什麼解嚴是國家進步的象徵、是全民一致的期望、是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等,不愧是善觀時勢的「真知卓見」。

  害我也被這些學者搞迷糊了,當時仍在獄中的美麗島受刑人,他們不是在更早之前就主張解嚴嗎?到底是蔣經國比較高瞻遠矚呢?還是施明德等人更高瞻?更遠矚呢?

  御用學者必須具有如此崇高的「道德」勇氣,才能不惜以今日之我,痛詆昨日之我。一般學者如果不能如此「健忘」,恐怕就永遠達不到「御用」標準。

  但是話說回來,有才無德固然令人惋惜;比起無才又無德的「長官」們,多少還有些可取之處。

  服役時總是被迫「恭聆」莒光日電視教學,有次節目裏座談會中,才發覺製作單位的獨具創見,竟然找了三毛女士來反台獨。只見大作家正襟危坐、苦口婆心地勸我們要「愛鄉更愛國」。

  真不知是哪位長官如此「英明」?連一個「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作家,也可以找來昭示全體官兵「反台獨」,莫非這位長官是「台灣國」派來臥底的嗎?

  在民主國家裏,一個人要遠行至天邊的撒哈拉,去關懷滾滾黃沙中哭泣的黑人;卻不管近在眼前的台灣,那群躲在黑暗角落顫抖的黃人。這是個人創作的自由,她當然有權這麼做。但這樣的作家也來「共襄盛舉」,台灣若不能獨立,實在是枉費長官的「一片苦心」。

  莒光日裏除三毛外,其他能讓人如駱駝般哭泣的故事,還真罄竹難書。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三合一」敵人。

  本來電視教學裏最常聲討的,就是共匪、台獨和黨外人士,後來也不知哪位長官突發奇想,嫌這三個混蛋每星期都要分三次罵,太辛苦了!乾脆把他們三個集合起來「同批同鬥」才方便,於是「三合一」這種敵人就隆重登場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鬥了幾十年,何以會自大陸流亡到台灣,其實不想也知道。

  人家用的是統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我們卻是反其道而行,把主要敵人、次要敵人,甚至不必要的敵人全湊在一塊,似乎是不被人打死就不痛快。

  咳!由這些「受虐狂」的長官領導我們反共復國,難怪共是越反越大,國卻越復越小。

  類似這種「三合一」的笑話,如果仔細欣賞電視教學,必定會有不少的收穫。

  例如有次播出一場「益智問題」,由各軍種代表按鈴搶答。我聽到主持人唸的題目:「自由中國的最大敵人是什麼?」

  我直覺的反應就猜是共產主義,如果你的想法也和我一樣,抱歉!你答錯了。主持人宣布的答案是自由主義、存在主義和行為主義。真不知這些政工的腦袋是怎麼生的?何以能有此「大哉問」?

  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有三個問題。

  首先,既然問的是最大,答的當然只能有一個;如果答案有三個,如何能算是最大呢?莫非最大之上還有最最大與最最最大?

  其次,既然自我標榜做自由中國,何以又視自由主義為最大敵人?到底是自由錯了呢?還是中國錯了?

  最後,就算中國非把自由當敵人,抓來打打也就算了,何必連存在主義與行為主義,這些不相干的主義也拉來打一打。

  拜託!軍人是用來打杖的,不是用來打麻將;連敵人也要湊成「三合一」才能開打,真有這種「寧缺勿打」的奇怪事?

  根據以往的經驗顯示,要考察特務們智慧也不難,只要謹記「官階與智商之高低成反比」的公式,保證你就萬無一失。

  有一個從戒嚴時代就被發明的口號,到今天陸委會那些長官仍像「大悲咒」似的,三不五時要拿來唸上一唸,就是處驚不變、裝強自禁的──三不政策。

  所謂三不指的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實在難以想像設計這口號的人,大腦結構和正常人到底有何不同?

  不接觸要如何談判呢?莫非國共雙方派出的代表,都是世外高人,個個皆具備特異功能;不然就是武俠小說中的大內高手,可以搞些「傳音入密」的怪招,否則不接觸要如何談判呢?

  至於不妥協更是荒唐,不談判又從何妥協起呢?如果不談判就能妥協,那不等於投降嗎?既然不接觸就無法談判,不談判就無法妥協。

  其實只需一不政策──不接觸就夠了,何必搞什麼三不政策,豈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不!多此二舉嘛!

  但是談到這裏,我們也不得不嚴正指出,一個國家裏政府的水準,其實就是人民水準的總結;有怎樣的人民,自然會有什麼樣的政府。

  依這種邏輯推論下去,有什麼樣的執政黨,自然也就有什麼樣的反對黨;能把執政黨的黑色幽默,模仿得如此唯妙唯肖,甚至青出於藍,恐怕也非反對黨莫屬。

  前次選舉時有位在野黨候選人,既是喝過洋墨水的學者專家,又兼某某運動的理論大師,提出的口號卻令人拍案驚奇。

  先是強調要建立東方的「瑞士」,再來又主張以某某為名加入聯合國。搞不清楚這人到底是間歇性精神錯亂突發,還是少年老成,已先得了老年痴呆症;難道他不知道,瑞士迄今也未曾加入聯合國嗎?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領悟力太低,誤解了大師的「獨」家高見。

  或許大師的意思是說:聯合國一直希望瑞士加入,但幾次公民投票都被瑞士人否決,而台灣想進去又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因此他發明這種方法,乾脆建立個東方的瑞士,這樣就能名正言順地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有了新會員,我們也得償加入之宿願,豈不是一舉兩得?

  也許是美國醫學太先進,這位仁兄已被移植了前面提到那種最貴的大腦,否則何以能有此「獨」家高見?

  儘管白色恐怖的時代終將遠去,但遺留下的黑色幽默,想在台灣徹底消失,只怕還有得等吧!

  原載《九十年代月刊》3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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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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