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齊國大軍攻入魯國,路過單父城時,城中父老見情況危急,就向邑宰宓子賤請願說:

  「城外田裡的麥子已熟,請准許大家出城搶收,如此不但能增加城內的存糧,也能堅壁清野避免資敵。」然而無論父老們一再請願,邑宰宓子賤始終不准。

  不久齊軍果然掠奪了城外的麥子,當時魯國的執政大夫季孫氏,知道了後就派使者去單父責備宓子賤,但宓子賤卻憂傷地答道:

  「我這麼做是損失了一些麥子沒錯,但今年損失的麥子明年再種仍有收成;然而若讓城裡沒耕種的人出城搶割,將養成人民不勞而穫的心理,更會希望敵人入侵,這種傷害幾代之後都難以消除啊!」

  季孫氏聽了宓子賤的答辯,慚愧地說:

  「地上若有個洞,我立刻鑽進去,我怎麼有臉見宓子呢?從挽救危局來看,他的作法似乎是迂腐;但從維繫人心及善良風俗而言,他的貢獻真不小啊!」

  由這則摘自明人鄭瑄《昨非庵日纂》中的故事可見,季孫氏不愧是個明理又能認錯的執政者。

  台灣由於歷史的無情作弄,政權在外來者手中不斷交替,以致「權變」成了執政者用人的唯一考量。

  日據時出入囹圄的政治犯,戰後仍受到國民黨的迫害;相反的那些卑躬屈膝的御用仕紳,搖身一變又成了當朝新貴。兩蔣父子「權變」的用人標準,無異是為台灣政局下了個永無救藥的毒蠱。

  總統大選期間,李登輝公開宣示,當選後不會再提名連戰當行政院長;但選後沒多久,又以「著毋庸議」、瞞天過海,企圖以此四字杜天下悠悠之口,手下們又紛紛以各式說詞來圓謊,什麼「顧慮政局穩定」、「已送大法官會議審議」等,說穿了其實也就是「權變」兩字而已。

  表面上看來,「權變」能為李登輝獲益不少,例如逃避立法院的同意權,分官授吏能全憑己意,讓行政院去面對立法院砲轟,自己躲在總統府垂簾聽政,這樣才能徹底享受到修憲後「直選皇帝」的有權無責,對個人、對國民黨能壟斷一切的人事,似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我們再看看「權變」後的政局,立法院完全癱瘓,行政院令不出門,黨內人人競相「卡位」,唯一的一位封疆大吏,也公開以「出師表」嘲諷他為「阿斗」。種種的內外患、眾叛親離,只為了自己封官時「權變」的一念之差。

  當然,他也可以「有所變有所不變」,在缺乏監督與制衡的政局中,不必道歉、更不必後悔,總統的頭家們全無奈他何,但歷史會原諒他嗎?

  或許正如宓子賤所感嘆的:「這種傷害幾代之後也難以消除啊!」

  原載《九十年代》318期

創作者介紹

用生命寫笑話(管仁健/著)

管仁健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