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八月，某家報紙忽然接連刊出了＜不談人性，何有文學？＞與＜狼來了＞這兩篇文章，讓原本只是在小眾文學雜誌裡，文人之間對現代文學（為藝術而藝術）與鄉土文學（為人生而藝術）的傳統流派之爭，忽然殺出了特務機關見血封喉的「血滴子」，匪諜與台獨也就成了支持鄉土文學者難以擺脫的紅帽子。
三十年後我們冷靜回顧，就會發現當年這場論戰，並非刻版印象裡的統獨或省籍之爭。因為被特務機關打壓的鄉土文學陣營裡，有著兩派差異性更大的左翼大中國國族主義者與台灣本土論者。因此當年媒體刊登這兩篇文章，究竟只是擦槍走火？還是配合特務機關率先發難？或許只有主其事者能解答了。
馬總統在臉書上，以＜再會了，李國修大師＞一文，感謝他替台灣孕育無數創作表演人才，讓我不勝唏噓，因此要提醒馬總統：「生吃一粒豆，勝過死後祭豬頭；生食肉四兩，勝過死後擺豬羊。」
很多網友在臉書上罵兩蔣父子是法西斯，甚至將馬總統與兩蔣跳接串聯，形容成北韓的「金三代」，但我很不以為然，馬總統的美學素養差金正恩太遠了。
出身宮廷政治家庭的馬總統，以及他所重用的同類型官員，至今大概仍無法想通，過去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民間一片叫好、在野黨無人敢擋；現在簽兩岸服貿協議，開放了這麼多項服務業，大多數人也都乖乖認命；為何到了最後關頭，卻因出版業力挺印刷業，引爆了累積已久的民怨，各行各業串聯抗議，如今連身兼黨職的立委都不敢公開護航？
馬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太差、薛琦對出版生態的無知、王郁琦對國會議員的高傲、龍應台對出版業務的失責等等，固然也都是原因之一。但馬總統與其相同背景出身的官員與幕僚，因為同質性太高，以致完全不懂台灣出版業裡的中小企業，與印刷業裡的「五一工廠」之間，還有著利益之外的革命情感。
眼中只有金融，一心只想開放陸資來台救主，卻不懂也不想懂出版業生態的薛琦，可能至今都還搞不懂，兩岸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而保留出版，受威脅最大的應該是印刷業，甚至對岸資本龐大的印刷業登台，很可能像現在台灣印名片或廣告，全都集中到了台中那一家上市公司，出版業或許還能享受到更便宜的印製費用，為什麼現在跳出來抗議的，反而全都是資深出版業者。
身為出版從業人員，我要正告主談官員薛琦：兩岸講的「印刷」名同實不同。中國的出版、印刷與發售這三個行業是「三位一體」，都由新聞出版總署主管，各省出版集團也都是三塊全包。只要官方不想看到的言論，透過「三位一體」，就能讓你寫了也出不了，出了也印不了，印了也賣不了。這是中國維穩的「命根子」，三個環節都不可能鬆動其中一個的。
六月十七日是台北市北投公園的百歲誕辰，公園裡的噴泉池內，原本有個雁鴨造型的噴泉頭，多年前不翼而飛。文化國小附幼一班的孩童，因此寫信給郝市長，告訴他：
「噴水池有隻很會噴水的銅鴨不見了，我們的阿公、阿嬤很傷心，可以幫我們找一找或再做一隻，大家會很開心，謝謝。」
在台菲兩國劍拔弩張之際，網路上以第一人稱自述，看到台灣便當店老闆拒賣菲勞的「便當文」，引發軒然大波，連海外媒體都轉載報導，成為菲律賓政客攻訐台灣的藉口。雖然警方約談作者董小姐後真相大白，但台灣在國際間的負面形象已雪上加霜。
一九八五年七月退伍前夕，我們同梯次的三個大專兵，特別宴請兩位學長，也就是在連上看著我們下部隊，又看著先退伍的老兵。酒酣微醺時，這兩個老兵抱著我們大哭，然後就是我們五個大男生一起哭成一團。
為什麼同樣是服義務役，會有老兵看著比他晚入伍的新兵先退伍的不公平現象呢？原來是一九六○年代中期後，當年自大陸來台的老兵，已因年邁陸續退伍，造成陸軍基層部隊裡，領導士官與技術兵種嚴重缺額。
根據報載，文化部所屬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竟然要舉辦「台灣設計蔣─中正紀念堂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尋找屬於中正紀念堂的文創靈魂，獎金還高達十萬元。這個競賽竟然是要求參賽者：
江國慶，一個已經被槍決十四年的小兵，讓體制外的反情報總隊與體制內的軍法單位，荒腔走板的行徑，引發了全國人民的憤慨。但在各界要求嚴懲這些泯滅人性的軍官時，我也不得不對社會大眾提出一點忠告，更嚴重的是國軍的潛規則。
二○○九年的古寧頭大捷六十週年紀念前夕，日本著名作家門田隆將為了寫作《為義捐命》（本書曾榮獲第十九回山本七平賞），專程到台灣與金門，採訪日軍中將根本博來台協助國軍，參與古寧頭戰役對抗共軍的史蹟。
以往出於政治考量與面子問題，國民政府及軍方的史料單位，始終拒絕提供「前日軍協助國軍在台抵禦共軍」的任何資料，甚至連幾乎完全是公開作業，還徵召義務役預官擔任翻譯的退役日軍顧問團「白團」，也都諱莫如深。
